如果他有認同感，也許是與石頭
和那種不太易碎有著灰色光芒的砂岩
它有著一千道燧石的眼睛
（一種無聊的比較，這種石頭用它的皮膚來觀察）
如果他有深深的聯盟感，那肯定是和石頭
這根本不是恒定的理想，這石頭
是可以改變的，在陽光下它懶慵如月亮般發光
而當暴風雨臨近時，它變成暗黑的石板，如同烏雲
接著貪婪地吸吮雨水和水扭鬥
甜蜜的湮滅力量的角逐，自然力的抵觸
都是既美好又可恥的
因而最終將在由雷電烘幹的大氣中醒來
難為情的汗水穿越於情欲亢奮的迷霧之中
1 美杜莎是希臘神話中的人物，為福耳庫斯和刻托（Ceto）的三女兒之一，但隻有她會死亡。她們的眼睛皆具有殺人或將人變成石頭的能力。美杜莎為珀爾修斯（Perseus）所殺，她的頭被掛在雅典娜（Athena）的盾牌上，但仍然具有她活著時點人成石的能力。譯詩及注釋見《東歐當代詩選》，陳瑞山譯著，台灣書林出版有限公司民國七十八年五月出版，第321～325頁。
完全可以說，內心的搏鬥是這類人的個性化簽名。而正是在這種搏鬥和煎熬中，赫伯特作為一位詩人的良知出現了。它並不簡單地等同於大寫的社會良知，這種“良知”是小寫的：作為一名詩人，他同時承擔著對人類文明的責任，他不能不接受迄今為止人類永生不滅的輝煌文化的召喚，接受人類文明及其傳統的召喚。在極權主義的思維中，這些東西同樣是被禁止的，極權主義隻需要滿足生理學意義上生存的動物般的人。而實際上，如果沒有更深基礎的文明建設，沒有更為豐厚的文化作為背景和源泉，即使是有了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也會因為其粗鄙、粗陋、粗俗而垮台。所謂民主不隻是體現在製度上，它是和人類文明的所有好東西一道前來的，是建立在豐厚的人類文明、文化基礎之上的。在20世紀80年代波蘭民主運動中發揮重要作用，被米沃什稱為“波蘭的甘地”的亞當·米奇尼克稱有四個本民族同胞影響了他的民主思想，米沃什和赫伯特兩位詩人排在第一、二位。他說赫伯特對他的意義在於：赫伯特的作品中傳達了這樣的思想--為什麼一個人不可以成為一個例外？當幾乎所有人都屈服於極權主義的各種勝利，侵犯和占據了生活的所有方麵，我就一定要跟隨他們嗎？而有時候這種要求一致的強製性力量以各種各樣不同的麵貌出現，同樣令人感到窒息。這個曆史係出身的米奇尼克能隨口背出赫伯特的某些詩句，1992年，他和已經擔任捷克總統的哈維爾有過一次長談，其中涉及是否寬宥那些曾經給這個民族帶來災難的人，米奇尼克說，他本人可以原諒這些人，但是他不能忘記赫伯特的詩中所說的：“永遠不寬恕，因為你無權以那些人的名義來寬恕，那些倒在黎明之前的人。”這恐怕是寫詩的人在不寫詩的人當中所取得的最高成就了。
赫伯特沒有忘記自己是波蘭民族整體的一部分，他隻是在思考作為一個詩人，如何構成民族整體的一部分。“我必須或者應該嚐試給我自己的生活帶來意義。我將試圖證明我構成了一個整體中有意義的一部分。切斯特頓有一篇小說涉及上帝存在的問題。懷疑論的聲音說上帝也許存在，但我們隻是他的中國花園裏的玩具。他戲弄我們，嘲笑我們的成功和失敗、抱負或目標。對他來說，這不過是遊戲。另外有聲音說，也許情況是這樣的，但是通過我的受苦我賦予這場遊戲以意義，我自己的特殊意義。在這個世界中，我把自己作為其有意義的部分建立了起來。”“也許世界真的沒有那麼重要。我們知道生命並不是永遠延續下去，每一件事情都要走到它的盡頭--《伊利亞特》、大教堂或者畢加索。但是我仍然有能力感到痛苦。我可以為一個更好的道德秩序而奮鬥。通過寫詩這麼一件有趣的事情，我試圖捍衛對我自己來說有意義的事情。把一些詞放在一起和閱讀它們是仍然可能的……和現實相抵牾的痛苦感受--這就是問題的全部。我知道我不能拯救我的民族或者拯救封鎖我陽台的占領軍，但是我將這樣去做好像這是可能的。僅僅是試試，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可以剝奪我為此而奮鬥。去提取意義是我們的首要使命。”2
2 與馬雷克·奧爾默斯先生的訪談。
講完那個冗長的斯賓諾莎繼承遺產的故事之後，赫伯特肯定地說：它有著一個更為深刻的含義。斯賓諾莎仿佛要說--從根本上說，美德並不是一個弱者的避難所，放棄的藝術是一種勇氣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