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到《書評增刊》上一篇評論《騎兵軍》的文章，我知道這是俄國著名的作家寫的一本著名的書，在有關高爾基評傳裏它又被說成是《騎兵隊》，卻從來沒有看過。評論文章說：“與其說混跡於紅色騎兵軍中的猶太記者巴別爾完全沒有政治立場，毋寧說，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他對事實完全拒絕判斷——好消息和壞消息到他那裏的時候都是沒有回音，石沉大海。”在小說集《騎兵軍》裏，連“共產國際”、“列寧”這樣的時代元素也沒有當成明確的符號，或者意識形態的專有名詞，被弱化成極普通的敘述元素。“但看過他的眼睛、讀過他的文字的人，都不約而同地相信這是一個洞察一切的人——巴別爾也許當真看透了這個世界的奧秘，可他卻對此秘而不言。”據這篇文章介紹，巴別爾一直力不從心地躋身主流作家行列，小心翼翼地同高爾基保持友誼，以便得到庇護，也不掩飾自己結交更多政治權貴的心願，他也一度走紅，被捕的時候仍是國家文學出版社的副主編，有一幢別墅、一個司機和一個女仆。高爾基一直保護著他。直到一九三六年高爾基死後，他突然被捕，作品被封殺，二九四年在莫斯科以間諜罪被處死。
他的女兒在評論家的引述裏這樣說道：“我從小就渴望有一天，在某個地方，一扇門會打開，我爸爸走進來。我們立刻認出對方，不等他定神，我就會說，您終於來了。這麼久以來，我們一直搞不懂您。雖然您在身後將無限的愛留給我們，您留給我們的‘事實’卻不多。真好，請坐下，告訴我您是一個怎樣的人，到底發生了什麼？”
看完之後，汗顏惶惑，在我的這本二十多年間寫於不同地方的小說彙集出版的時候。在《開頭》裏，我什麼都說，毫無“詩意”和“技巧”，巴別爾“即使是以‘莫須有’的罪名加身的死刑也沒有激發他建立‘最終的立場’，沒有激發他對現實進行報告文學式的直接評論——巴別爾的價值觀中似乎沒有壓倒性的力量。”而在《開頭》裏，充斥報告文學式的評論，價值觀念的壓倒性力量，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在表現情愛類的小說中雖力求遠離政治，忍不住還是以“知青”、“年代”等話語意象來閃現政治背景，如：前不久發於《十月》的《遠山已是一片秋色》和發於《小說家》的《琴聲》等。
雖然外界對巴別爾的評價還猶疑不定，說不定我看了他的原著之後也會變卦，但這篇評論文章像一個放大鏡一樣讓我更清楚地看出了自己創作中的問題。可是，我有力量改變嗎？或者說，我心裏願意改變嗎？如果看了《開頭》，還順便了解我現在創作的人，會發現我在四十歲的時候和二十歲時沒有變化，當時我就認為繞開政治的文學是不道德的文學，是假冒偽劣的文學，政治學從本質上是人性學，我一九七九年寫的今年才發表的小說《苦楝樹下》，引起反響，感動自然隔世而起，也恍惚不已：經過了這麼多年，我們似乎還沒有離開起點。像《孟校長與那年秋天》這樣的“牛角尖”至今依然是一個問題也是一個答案，時間跨越了二十年，那層窗戶紙仍未被鑽通。當然，政治不能繞開，並不意味著我們對政治的理解一成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