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做這一切都是多餘的，當我急得像瘋狗一樣亂躥時，我看到了寫在一堵圍牆上的鮮紅標語“貧下中農領導一切”。現在是啥時代？是工人階級、貧下中農的時代，聽說縣醫院的領導就是貧下中農的一個大爹當著哩，貧下中農看病還要錢？可我們不是貧下中農呀？我在那堵寫著標語的圍牆下轉了幾圈，對了，不是可以是呀，何必那麼老實呢。
我回家找了套布疙瘩鈕子的對襟衣服來，在我們這座小城，農村和城市的區分是不明顯的。我那衣服披襟搭塊大洞小疤的，我穿上，把褲腳挽得高一截矮一截的，腳上的鞋子不用換，我本身就穿著臭哄哄的解放鞋。等到天黑時，我強行將周萍拽來背著。順著小巷，順著城邊猛跑一氣，到醫院已經汗水長流氣喘籲籲。我讓醫生辦理住院手術，值班醫生說交錢，先交三百元押金，那時的三百元是個天文數字，連縣裏的幹部每月都才二十多元呢，我說我們沒錢，我們是農村來的，哪裏有錢。醫生說我不管你那裏來的，交了錢才住院。我一聽醫生口氣強硬，忙說好話，忙哀求，把話說得催人淚下。醫生麵無表情，說有錢就住，無錢就不能住。我一下跳起來，眼睛血紅，頭發倒立，你到底讓不讓住？你這醫院是為誰開的？是為地主資本家開的還是為貧下中農開的？出了事你給負責？你敢負責你就簽個字，我把人立馬抬走。醫生被我的氣勢壓住了，說你們都說沒有錢，等到你們鄉下收錢還放出狗來咬人，這事你去找領導。我說我就找你，你不收就簽字，不然我就將人抬到你辦公桌上。周萍已經病得快昏迷了，她羞慚地蚊蟲似地說不要為難醫生了，我們回。我這時被逼到絕路了，凶狠無比地說，哪個敢不醫我就將人背到他家去。醫生攤開手，無可奈何地說你把她背到傳染病房吧，過後來補辦手續。
周萍的病確實很嚴重，肺結核晚期，肺已出現大麵積的結核病灶，胃潰病，肝上似乎也有問題，醫生說這是富貴病，要加強營養，要多休息少勞動，要什麼什麼的。我聽得心煩，周萍有條件這樣做嗎？她和我們一樣沒事可做，一樣的貧困無助。這些天我什麼也沒想，看著奄奄一息的周萍，我感到的是一種弱者的悲哀。
我天天來陪伴周萍，盡心為她做事。周萍已經病得連翻身都困難，手都抬不起來。我為她洗手、洗臉，當我的手觸到她的手和臉時，我一點沒有感到心悸和震顫，我心裏麵充滿了悲憫和一種崇高的感覺，覺得是在做一件有意義有價值的事。我疲憊、麻木、頑劣的心開始複蘇，盡管每天很累，但覺得很充實，心裏鼓漲著一種飽滿的東西，當然也有難以言說的情愫，我在病房裏打掃衛生，那時的病房是很混亂的，病人的床下床前擺滿了煤油爐、鍋瓢碗盞，雞蛋白菜，像個雜亂的廚房。我天天把病房拖得錚明瓦亮，把病床整理得整潔幹淨，還幫護士做許多雜活，連樓道也包了，醫生和護士都喜歡我，以至於後來她們還叫我去家裏幫著搬蜂窩煤，扛糧食等重活。當醫生和護士誇我的時候，我說你們不要誇我，隻要你們對我妹妹好就行了。我們命苦，父母都不在了，妹妹的病醫不好，我還有啥臉活下去。我說得很悲苦。醫生和護士都感動，說不容易呀，真是不容易，我們會盡力的。
周萍病得很重了，幾次虛脫昏迷，醫生說要輸血。我忙著去化驗，結果一化驗，不合格。我沮喪萬分，也焦急萬分，出去找錢，結果是可想而知的，照樣空手回來了。我在病房的過道裏蹲著發愁，眼看周萍的臉越來越白，呼吸越來越微弱，我的心全墜下去了，急得發瘋。正在這時，醫生來了，手裏提著一袋血漿，說有了有了，快輸。我驚訝不已，問這是那裏來的血漿？醫生說一個賣血的人捐的，說輸完他再捐。我們覺得太不可思議，誰會為周萍捐血呢？賣血的人本來就靠賣血來維持生命，怎麼會捐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