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文科還是理科學生，離開學校後你的專業可能就很少再用了，就是職業與專業密切相關，你常讀的書肯定不會是專業方麵的。現代社會，學曆隻是資曆，沒有這個資曆不行，但畢業後很快把學校學到的知識還給老師，是常有的事，誰也不能例外。大學的好處是素養和經曆，功課本身還在其次。養成終身讀書的習慣最重要。我在學校裏是教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別的書我不敢說有什麼體會，但作家傳記方麵的書，我有一點自己的讀書體會，不一定對，說出來供朋友們參考。
凡重要的作家，通常都有不止一本的完整傳記，包括作家本人敘述自己經曆的回憶錄及同類文字。對作家傳記，我這樣判斷：
第一，自傳尤先，他傳靠後。自傳雖然也常有不準確的時候，但自傳作為初始材料的史料地位不應當動搖，因為作家自傳是我們了解作家生平及創作的原始起點，要給予特別重視。族譜、碑傳一類史料的源頭一般也離不開作家的自傳。不是說自傳完全可靠，而是強調自傳的原初史料線索。對作家自傳的基本判斷原則是：一九四九年前的自傳尤先，此後的自傳靠後，因為此前較少意識形態的製約，此後的政治運動有說假話的習慣。用梁啟超《中國曆史研究法補編》中的說法，同時人做的傳記尤先，異時人做的傳記靠後。
第二，第一本傳記尤先，此後的傳記靠後。為什麼要強調第一本傳記的史料地位呢？因為除了有史料首發權問題外，第一本傳記通常接觸的史料來源有初始性，特別是史料的線索有原創性，以後的傳記是一個不斷擴展和豐富史料的過程。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作家傳記中，第一本傳記都很短，越寫越長是此類傳記發展的基本特點，有史料擴展的原因，但也有把簡單史料放大的原因。在使用作家傳記的時候，要把握一個原則，關注第一本傳記，留意最後一本傳記。用第一本和最後一本對比，大體可以了解史料擴展的脈絡。當然這不是說最先和最後中間的所有傳記都沒有價值，而是從史料來源的角度判斷作家傳記的完成過程，一般說來，傳記的難易程度是遞減的，第一本最難。
第三，作家評傳的問題。偏重敘述生平經曆的，叫傳記；偏重研究的叫評傳，但兩者的界線有時候並不明顯。一般說來，先有傳記，後有評傳，傳記是評傳的基礎，評傳是傳記的研究擴展。傳記重敘述，評傳重研究。作家傳記是研究者獲得史料的初始基礎，也就是說，我們從傳記中獲得的主要是史料線索，還不是史料，從傳記線索中往出擴展史料是我們使用傳記的目的，而傳記本身並不能成為我們史料的基本來源，就是作家的自傳也不能成為史料來源的依靠，在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時，作家傳記屬於“有意”的史料，或者說是次料，是第二手材料，此點要有清晰認識。
第四，先西後中。如果同樣的作家傳記，有西方人完成的，一般要給予特別注意。因為西方人的觀察角度相對獨特。文學性的傳記，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中一般不能使用，凡沒有明確說明史料來源的傳記，一般都是文學傳記。或者要把此類傳記作為特殊形式處理，因為虛構和想象影響了史料的真實性。
對傳記真實性的判斷，瞿兌之上世紀四十年代為《一士類稿》所寫序言中有一個看法，我們應當了解。他說：“自來成功者之記載，必流於文飾，而失敗者之記載，又每至於淹沒無傳。凡一種勢力之失敗，其文獻必為勝利者所摧毀壓抑。”
這個看法和陳寅恪早年處理史料的一個卓見相同。陳寅恪在《順宗實錄與續玄怪錄》一開始就指出：“通論吾國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於誣妄，而官修之書，其病又在多所諱飾，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於官書及私著等量齊觀，詳辨而慎取之，則庶幾得其真相，而無誣諱之失矣。”
陳寅恪的意思是在曆史研究中，我們判斷史料要官書和私著並重，互相參證。
人在一生中會讀各種各樣的書，但傳記是最重要的一類，一般說來上麵的原則適合判斷所有的傳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