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運動的風雨雷電下，全國的青年都經曆了一次從身體到靈魂的洗禮。脫胎換骨的青年們開始重新認識中國社會。熱血激蕩的心並沒有因為賣國賊的罷免和合約的拒簽而恢複平靜。他們已經無法繼續忍受眼前死水般的現實生活，迫切地需要創造一種全新的社會。強烈的願望促使他們不斷探索，探索不滅的信仰。
新文化運動的新發展
20世紀初是中國飽經屈辱的時期，也是中華民族奮起抗爭，不斷尋找救國之路的時期。期間，有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有效法日本“明治維新”的變革、也有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的嚐試。可是，這些方法都失敗了，中國社會的特殊環境無法照搬任何成熟的政治理論。直到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炮聲驚醒了正在尋找出路的中國人，一些有識之士開始將目光投向了馬克思主義。
五四運動，以其劃時代的意義矚目於世，涉及全國20多個省份的大多數城市，及數千萬民眾的廣泛參與。經過1919年的這次洗禮，馬克思主義思想在進步知識分子中間得到迅速傳播，並且醞釀了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等人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當《共產黨宣言》在歐洲掀起風暴的時候，古老的中國剛剛經曆了鴉片戰爭的失敗，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此時腐朽落的中國並不具備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條件。
早在1905年，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就曾到共產國際的駐地布魯塞爾訪問。他自稱是中國的社會主義者，並向共產國際負責人介紹了中國的鬥爭情況。孫中山認為中國可以早於西歐國家踏入社會主義，希望共產國際可以接納中國成員。然而，此時的共產國際並不關注中國這樣一個處於殖民地邊緣的落後地區，冷漠地拒絕了孫中山的申請。
俄國十月革命的發生，使世界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翻天覆地的勝利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和共產國際的錯誤。
中國第一個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是李大釗。從1918年至五四運動前夕，李大釗連續發表了數篇宣傳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文章，像著名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克的勝利》等等。
1919年5月過後，李大釗又在《晨報》開辟了“馬克思研究”專欄，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文章，係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以及科學社會主義思想。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培養了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瞿秋白、鄧中夏等大批先進知識分子成為了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鋒。甚至五四運動之後，在國內形成了一股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高潮。
之所以將馬克思主義歸入新文化運動發展的新內容，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在傳入中國後，促使新文化運動發生了極大不同。五四運動前發生的新文化運動，僅僅局限於占人口比重極少的知識分子群體內。同時，那時的新文化運動鬥爭方向是思想文化領域，遠離政治。1919年以後，五四運動推動新文化運動和政治鬥爭結合在一起，發揮出巨大的力量。五四後出現的各種以改造社會為目的的社團，就是這一情況的明顯標誌。
可以說，馬克思主義是催化劑，加速了中國民主革命的進程。新文化運動的發展為五四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而五四運動又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的繼續發展。從此，馬克思主義開始逐漸在中國的思想領域占據主導地位。
“烏托邦”在中國的幻滅
1920年初，五四運動的風暴漸漸止息，生活似乎又要回到往日的軌道上。一個嚴峻的問題擺在了五四運動領導者們的麵前，那就是鬥爭目標的確認。
眾所周知，五四運動的直接目標就是罷免曹、章、陸和拒簽合約，這些已經取得了勝利。但這不是徹底的勝利，隻要中國仍處於軍閥的統治下，賣國賊還會出現，拳拳愛國心的學生仍會無辜被捕。
早在五四期間，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人在《北京市民宣言》中提出，“求社會之根本改造”。隨之，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開始提出推翻軍閥政府，圖謀根本改造社會的設想。
但是，究竟該如何改造，應該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新社會？現實再次將難題擺在世人麵前。一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在當時，除資本主義學說外，人們將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伯恩斯坦的議會主義等思想學說，通通歸為社會主義流派。在眾多學說中，空想社會主義以其描繪的美妙前景，吸引了大批青年的追捧。
空想社會主義，又稱烏托邦社會主義，是產生於資本主義生產狀況和階級狀況尚未成熟時期的一種社會主義學說，也是現代社會主義思想的來源之一。空想社會主義者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可以建立理想的意識形態社會，並為之不懈努力奮鬥。這種學說最早見於16世紀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一書，盛行於19世紀初期的西歐。
19世紀早期，出現了空想社會主義著名代表人物，他們是法國的聖西門、傅立葉和英國的歐文。他們深刻揭露了資本主義的罪惡，對未來的理想社會提出許多美妙的天才設想，企圖建立“人人平等，個個幸福”的新社會。這些思想對啟發和提高工人的覺悟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空想社會主義隻是一種不成熟的理論，反映了正在成長中的無產階級最初的、還不明確的願望。他們不能揭示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和發展規律，不懂得階級鬥爭，不認識無產階級的曆史使命，所以他們的社會主義隻能是一種無法實現的空想。當無產階級成長為獨立的政治力量，就需要有一個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革命理論來代替它。
1824年，英國空想社會主義家歐文，在美國的印第安納州買下1214公頃土地，建立了“新和諧公社”，進行空想社會主義實踐。公社實行生產資料公共占有、權利平等、民主管理等原則。但“和諧公社”最終以歐文耗光積蓄而宣告失敗，“烏托邦”理想也隨之破滅。
1919年12月4日，少年中國學會執行部主任王光祈，在北京《晨報》發表了一篇名為《城市中的新生活》的文章。文章中倡議實行一種“城市中的新生活”。王光祈把這種“新生活”命名為工讀互助團。這可以說，是一種典型的中國式空想社會主義的嚐試。
工讀互助團受到社會的廣泛支持，其中教育界人士居多，包括李大釗、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羅家倫、周作人等人。近百人向工讀互助團發起捐款。王光祈很快籌集到足夠的啟動資本。不久，工讀互助團正式開張了。
工讀互助團的《簡章》中規定，務必貫徹3個原則：公有製，各盡所能和各取所需。
北京建立工讀互助團的消息傳出後，使廣大青年感到好奇的同時，不由心生向往。很多外地青年專程趕往北京參觀，其中就包括第二次來京的毛澤東。
作為當時的青年先鋒，毛澤東對這種社會主義形式非常感興趣。他在1920年3月寫給周世釗的信中提到：“我想我們在長沙創造一種新生活，可以邀合同誌，租一所房子，辦一個自修大學。我們在大學裏實行共產生活”
但是，這種如水中幻影的社會主義藍圖注定是脫離現實生活的空中樓閣。好景不長，北京的工讀互助團很快就在經濟危機和人心渙散的雙重難題下失敗了。
中國的“烏托邦”之夢，不過是一批知識分子在尋求救國道路的過程中，在頭腦中形成的一種工讀互助的社會理想。正如革命導師恩格斯說的那樣：“這種新的社會製度是一開始就注定要成為空想，它愈是詳細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純粹地幻想。”
從社會進步的意義上來看，空想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失敗是一件好事。它使青年們不再沉迷於“烏托邦”所編織的美麗幻想之中，從而推動馬克思主義的追求者們大步向前，進一步觸摸到科學社會主義的大門。
科學社會主義的探索者們
早期的中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理解是膚淺而片麵的，甚至一度陷入空想社會主義的泥沼。在當時，中國無產階級還處於產生的初期，無法承擔起改造社會的重任。因而無法真正理解科學社會主義的精神實質，導致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沒有得到廣泛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