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說來，在無神論環境下，人際譜係中最重要的即血緣姻親和利益集團關係，但在宗教社會，這種親疏依據被大大動搖了。基督教強調人人平等、愛人如己，“你們願意人家怎樣對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對待他人。”大眾之間，血緣及利益紐帶得以鬆弛和淡化，代之一種更天然與神性的共同體契約。
宗教契約不同於法律、倫理等俗製，一開始就具有世俗規則不可比的神性威嚴，這就決定了美國商業精神再發達、市場競爭再激烈、社會矛盾再突出——也不會從根本上削弱人們在利益舍棄、財產出讓上的傳統，不會動搖其在服務公眾方麵習慣了的道德姿態。
近代以降的美國，由基督教會主持的慈善事業，逐漸締結出了一種誌願者傳統，不僅扶弱濟貧、主持公正，且參予社區改善和社會變革——比如勞工權益和福利保障、反種族和性別歧視、*維護等（60年代的民權運動即由黑人牧師馬丁·路德·金領導），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種“公眾權力”，對促進“小政府大社會”框架起了巨大作用，也成為穩定社會的一支和諧力量。而且，在這一過程中，教會力量和慈善活動始終得到了製度與法律的充分合作。
據調查，有三分之二的美國人認為日常生活應由宗教主張來規範。在美國，人們的聚會地點往往不是市政廳，而是教堂。1985年《世界年鑒》統計，美國現有教堂329114座，差不多每千人一座，僅費城（大小相當於天津市），就有教堂1400座。教會以大筆資金扶持教育和醫療，據1989年調查，僅天主教會就已開辦7000座小學、239座學院和731座醫院。教會的受贈資金除日常開支外，幾乎都用在了公益和慈善上。
總之，正是教會和教誨的熱能，最大限度提升了美國人的道德素質和社會承擔力。所以有人說：基督教是美國慈善事業之母。
再反照東方資產觀，以中國為例——
我們的傳統文化之主流無疑是“入世”和“功利”的，其內容蘊含著高度的物用性、臣民性和家族性，嫡親和血緣扮演著社會結構中最重要的生命單元，無論權力、榮譽、財富，還是其它資源的繼承、交換和重組，都被嚴格集結在這個狹仄的單元內進行。中國世俗極為重視家產的繼承和守護——任何一點流失都會被視為“不孝”“不才”“愧對祖宗”。中國文化中有一些重要的日常內容，即旨在防止資源從家族單元向外流失，比如“門當戶對”“傳男不傳女”“異性不通婚”……這無疑給我們的生存麵貌罩上了一抹陰鬱。再比如宅院築造上那種戒備森嚴、密不透隙的“圍牆”“深院”“屏壁”，資財貯藏上那種機關算盡、玄妙重重的“夾牆”“密門”“暗匣”“反鎖”……這種守財上的高度警覺和用力，反映了主人的一種生存姿態：擔心窺視和防範外流。乃至今天，我們的現代住宅也慣於接受防盜門、防盜網的層層包裹（除了安全考慮，更是一種“圍牆”文化在作祟）。而在西方，庭院設計則多為開放、敞露的。
毋庸置疑，在資財上，中國文化天然有“防流失”“反疏散”的堡壘屬性。打個比方，如果說西方宗教文化下的資產觀是發散式、外擴式的“凸”，那麼我們則是蚌閉式、緊斂式的“凹”。
或有質疑：我們不是有許多仗義疏財之古訓和扶危濟世之德碑嗎？
不錯，自古以來，在士子文人的詩詞華賦中，濟世情懷比比皆是：“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自慚居處崇，未睹斯民康”……但細察不難發現，諸豪邁多發軔於一種落魄或無力的焦灼，寄托的不過是對清明世政之奢望，而“濟”的方式也多為才略之謀，鮮有在“舍財”層麵上操作的。比如說，一個人可滿腔治國安邦的激情和拯民於水火的夙願，但並不意味著他肯將自家銀兩拿出來疏散，一個清正的好官，一個偉大的詩人，也可能是個物質上的吝嗇鬼——此般“濟世”與物資割舍意義上的捐贈文化幾乎不搭界。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可惜，“獨善”例子可謂多矣，“濟天下”卻寥寥——尤其以財富濟天下者少之又少。有時侯，一個人的物質實力甚至與其社會承擔力成反比，像明代大畫家董其昌那樣的名流，竟也甘做個緇珠必較的土財主，在資財上極度貪婪，淪為橫行鄉裏、巧取豪奪的土霸。
再者，中國世俗生活中，雖也不乏“設粥場”等施舍之風，但與西方的捐贈文化和公益傳統終有質別——
其一，施舍方式和財額數量相去甚遠。西人捐贈多是受信仰（尤其宗教信仰）的啟示和驅動。1919年，30歲的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後成為20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決然放棄遺產繼承權（他本有希望成為歐洲最富有的人之一），是因為他聆聽到了上帝的聲音：“你若願意做完全的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馬太福音》），之後，他去奧地利的偏遠鄉村做了十年小學教師。而在中國封建生活中，一些大戶望族在賑災、進香等活動中雖不乏慷慨，但這種施舍似乎並不影響其平素的吝嗇，也就是說，捐贈隻在特殊時刻、麵對特殊對象才偶有作為，算不上日常方式和生存習慣。這在遺產態度上尤為顯著，無論平時的守財奴還是大善人，對遺產的處理方式空前一致：絕對“不動產”式的嫡傳！在傳統人物事跡中，你很難找到讓遺產走出家族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