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股迷離，那抹遙遠，就叫“虛”吧。虛，往往折射出一種理想主義和未來主義的超前眼光；實，通常代表一股實用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近物需求。虛未必能轉為實，但“實”，往往誕生於最初的“虛”。
1752年7月的一天，在北美的費城，一個叫富蘭克林的男子，正做著一樁驚世舉動：他擎著風箏，在雷雨交加的曠野上奔跑，大喊著要捉住天上的閃電，並把它裝進自己的瓶子……百姓覺得這是個傻瓜，學者以為這是個瘋子，可就是這位不可理喻者，最終被譽為避雷針的創始人。我想，要是那會兒有“伊諾”，他一定全票當選。
有人說了，富蘭克林的念頭雖一時看來荒誕不經，但最終實現的仍為一種物用價值啊？不錯，避雷針是一種“實”，但這“實”卻發軔於“虛”——一種不合常態的大膽奢想，沒了那股虛的精神衝動，一切都談不上。若把“虛”僅僅當作一種潛在或變相的“實”來期待，若把演變和衍生“實”的大小作為評價“虛”的琺碼，那“虛”的弱勢和險情仍未減弱，“虛”的生存環境並未改善。所以，“虛”——應徹底恢複它的獨立和自足角色，並在這個位置上給予尊重與嗬護。
人往往犯如是毛病：在經驗邏輯上搭建一個一元搏弈、你死我活的價值擂台——將“非理性”視為理性之敵。其實，雙方並非一元式矛盾，非實用不是反實用，非理性不是反理性，非科學也不是反科學（或偽科學）。在我看來，“伊諾”更多地宣揚了一種非實用和非理性價值，而非把實用理性打入地獄。
對待想象力，對待奢念和幻想，對待非理性和非經驗的自由與浪漫，東方的態度往往比西方要苛責、刻薄得多。比如我們的成語資源中，竟有很大一個板塊被用來描述和指摘生活中的非理性：“荒誕不經”“癡人說夢”“緣木求魚”“華而不實”“故弄玄虛”“空中樓閣”“不識時務”“不可理喻”“異想天開”“匪夷所思”“玩物喪誌”……遺憾的是，如此磐重的務實傳統並未分娩出一種嚴肅的實證品格和縝密的科學理性，反倒在世俗文化上脫胎出一套急功近利的習氣來。待人遇事、識物辨機，無不講實用、取近利、求物值、重量化，貪圖速效速成，追求立竿見影……於是，涸澤而漁、殺雞取卵的短期行為，也就在“務實”的旌旗下浩浩蕩蕩了。遠的不說，放眼當下——資源上的采掘、消耗，建設上的規劃、改造，教育上的考評、量化……哪個不短視、短效得驚人？
西方呢？當然有務實傳統，幸運的是，它同樣有浪漫和務虛的傳統。西方對“無用之物”的欣賞可謂源遠流長，從古希臘到文藝複興到近代啟蒙運動，從天文、藝術、宗教到對社會製度的憧憬和*設計，從唯美主義、浪漫主義到形而上和哲學思辯，從柏拉圖《理想國》到康帕內拉《太陽城》與歐文的“和諧公社”，從《荷馬史詩》到安徒生童話和凡爾納《海底兩萬裏》……都散發著一股兒童式的縹緲和虛幻，都在從不同角度描畫著荷爾德林的那句話：“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
相比之下，中國的諸子經典和顯學們就功利和世故多了，不外乎以“中庸”為能的生存策略和攻防心技，老成持重、籌謀積慮，處處講究天衣無縫、圓熟得體，滿透著一股吊詭之氣和沉暮之霾。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稱中國文明為“早熟兒童”——希臘文化為“正常兒童”。的確，作為歐洲文明始先的希臘人，不僅長著一副兒童的額頭，還有著明亮的神情和輕盈的舉止，健康且快樂著；而中國文化從周禮開始，就滿臉皺紋和心事重重了，除了“跪”和“叩”，行動上也多了“杖”和“拐”，不僅步履蹣跚，且哭喪著臉。
如果說，中國文化資源有嚴重缺失項的話，我想它們應該是：神話、童話、形而上、科學理性和非政治“烏托邦”……（中國當然有被後世稱為“神話”的東西，但那是“把人神化”，而非希臘那樣“把神人化”——如此神話才能與生命進行正常交流與對話。）這些缺失恰恰決定了我們“飛”不起來，決定了我們是生存文化而非生命文化，是心計文化而非精神文化，是抑製文化而非激情文化，是“腳文化”而非“頭文化”——決定了我們隻能圍著實用生存的磨盤，原地打轉。
還有一現象：作為一種浪漫的人文傳統和理想主義習慣，西方的“虛”非但未妨礙“實”的繁榮——更給後者提供了“乘虛而入”的激勵和機遇。西方文化形態是多元、開放、兼容的，在每個時代的生存格局中，總能恰到好處地為夢想者、保守派和實幹家預留出相應的空間及比例，且彼此和諧、互為激蕩。不難發現，在歐洲曆史上，幾乎每輪“虛”的文化漲潮之後，都會迎來一場新的社會理性和科學精神的騰躍，也就是說，作為“月光”的理想主義憧憬——總能很快在地麵上投下它飛翔的影子，作為夜間能量的“詩意”——總能在實幹家那兒成為一種白天的現實，成為他們變革社會、導演曆史、成就事實的一種才華。比如歐洲文藝複興後人文社會的興起和中世紀的終結，英國古典自由主義思潮後的“光榮革命”，法國啟蒙運動後的《*宣言》和接踵而來的工業時代……在東方史上，你很難找到如此人文璀璨和理想激蕩的時代，經驗化、功利化和實物化的生存格局，注定了社會精神的沉悶、壓抑和空耗，借助“實”的巨石，封建體統在它的“超穩定狀態”中一趴就是兩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