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國的冷。
我想起了許多事。出事那天，我從電視人物、尤其官員的臉上（他們在岸上，在遠離大海的辦公室裏），看到的隻是準備好的語言和廉價的悲憫，隻是“新聞”折射出的僵硬表情。顯然，他們的全部注意力都押在了“290”這個數據上。他們嚴肅、冷峻，他們從容不迫、鎮定有方……看上去連他們自己都像一堆數據。無論震驚、憐惜還是憤怒，都是文件式、公章式的（太麵熟了！），都是機件對“數據”產生的反射，是“290”而非那一個個的“個”在撞擊他們。那深思熟慮的嚴謹語氣和措詞（太耳熟了！），是被量化了的，是受數據盤操控的。你感覺不到其情感和內心，他們身上沒有洶湧的東西，隻有對責任的恐懼和辦公能力。
死了的人徹底死了，活著的人懶懶地活著。
今天，是海難的周年祭。我重新翻出這張照片，打量他。想象他年輕的妻子，想象她平日在家裏的情景，想象那一天那一夜的甲板，想象那最後一刻還死死抱著桅杆、對陸地殘存一絲乞望的生命……
我更清楚，奪走她的不僅僅是海水，還有人類自己，還有陸地上的一切。那些“事不關己”的人們。
我暗暗希望今晚能有更多的人想起那艘船，想起那個黑色的滂沱之夜。為了生活，為了照片上的那個人，為了更多相愛的生命。
個體：最真實的生命單位
在對悲劇的日常感受上，除了重大輕小的不良嗜好，人們總慣於以整體印象代替個體的不幸——以集合的名義遮蔽最真實的生命單位。
由於缺乏對人物之命運現場的最起碼想象，感受悲劇便成了毫無貼身感和切膚感的抽象注視。人們所參與的僅僅是一輪信息傳播，一樁單憑災難規模和犧牲體積確認其價值的“新聞”打量。
這是一種物質態度的掃描，而非精神和情感意義上的觸摸——典型的待物而非待人的方式。該方式距生命很遠，由於數字天然的抽象，我們隻留意到了生命集體輪廓上的變化和損失（“死了多少”），而忽略了發生在真正的生命單位——個體之家——內部的故事和疼痛（“某個人的死”）。
數字僅僅描述體積，它往往巨大，但被抽空了內涵和細節，它粗糙、籠統、簡陋、輕率，缺乏細膩成分，不支持痛感，喚不起我們最深沉的人道感情和理性。過多過久地停留在數字上，往往使我們養成一種粗魯的記憶方式，一種遙遠的旁觀者態度，一種徘徊在悲劇體外的“客人”立場，不幸僅僅被視為他者的不幸，被視為一種隔岸的“彼在”。
如此，我們並非在關懷生命、體驗悲劇，相反，是在疏離和排斥它。說到底，這是對生命的一種粗糙化、淡漠化的打量，我們把悲劇中的生命推得遠遠的，踢出了自己的生活視野和情感領地。
久之，對悲劇太多的輕描淡寫和迎來送往，便會麻木人的心靈，情感會變得吝嗇、遲鈍，太多的狹私和不仁便繁殖起來了，生命間的良好印象與同胞精神也會悄悄惡化。
感受悲劇最人道和理性的做法：尋找“現場感”！為不幸找到真實的個體歸屬，找到那“一個，又一個……”的載體。世界上，沒有誰和誰是可以隨意疊加和整合的，任何生命都唯一、絕對，其尊嚴、價值、命運都不可替代。生生死死隻有落在具體的“個”身上才有意義，整體淹沒個體、羊群淹沒羊的做法，實際上是對生命、對悲劇主體的粗暴和不敬，也是背叛與遺忘的開始。
同樣，敘述災難和悲劇，也必須降落到實體和細節上，才有豐滿的血肉，才有驚心動魄的痛感和震撼，它方不失為一個真正的悲劇，悲劇的人性和價值才不致白白流失。
一百年前的“泰坦尼克”海難，在世人眼裏隻所以觸目驚心，是因為兩部電影的成功拍攝：《冰海沉船》和《泰坦尼克》。通過銀幕，人們觸摸到了那些長眠於海底的“個”，從集體遺容中打撈起了一張張鮮活的生命麵孔：男女情侶、船長、水手、提琴師、醫生、母親和嬰兒、圓舞曲，美國夢、救生艇……人們找到了和自己一樣的人生、一樣的青春、一樣的夢想和打算……
如此，“泰坦尼克”就不再是一座抽象的遙遠時空裏的陵墓，悲劇不再是新聞簡報，不再是簡單的死亡故事，而成了一部關於生活的遠航故事，所有的船票和生離死別都有了歸宿，有了“家”。有了這一個個令人欷噓、刻骨銘心的同類的命運，“泰坦尼克”的悲劇價值方得實現，人們才真正記住了它，擁有了它。
美國華勝頓的“猶太人遇難者紀念館”，在設計上就注重了“個”的清晰，它拒絕用抽象數字來控訴什麼，而是費盡心機搜錄了大量個體遇難者的信息：日記、照片、證件、通信、日用品、紀念物、甚至還有偶爾的聲音資料……當你對某一個名字感興趣時（比如你可以選一個和自己麵容酷似或生日相同的人），便可啟動某個按鈕，進入到對方的生涯故事中去，與其一道重返半世紀前那些晴朗或陰霾的日子，體驗那些歡笑和淚水、安樂和恐怖、幸福和屈辱……這樣一來，你便完成了一次對他人的生命訪問，一次珍貴的靈魂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