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77-1878年民粹案和“50人審判案”“193人審判案”的被告中，女性分別占了16名和38名。蘇菲亞——這個被魯迅激賞過的名字便是和“青春、美貌、犧牲”聯在一起的，她和戀人一起用炸彈為沙皇亞曆山大二世送了終，走上絞架時僅27歲。同樣的還有巴爾津娜，她拒絕了特權的庇護而在牢房和流放地過早走完了一生，緊張的生活使其無暇尋章覓句，可她偶爾留下來的幾首詩，卻使得對女性文學向來冷淡的托爾斯泰潸然淚下……
上帝向俄羅斯派駐的非凡女性委實太多了。
自然，俄國文學也從未忽略過這些美麗的身軀和靈魂。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亞囚徒》、涅克拉索夫的長詩《俄羅斯婦女》……皆大膽謳歌了那些“叛徒”們的妻子。她們是文學最親密的“女友”，也是人類共同的“夫人”。
和丈夫們的“靈魂酷似”一樣，這些姐妹們的精神麵孔和生命氣質也太“像”了。
帕斯捷爾納克曾出色地表達過“像”。在小說《日瓦戈醫生》中有一情形：冬夜，圍著爐火，兩個男人進行著一場真誠的對話，訴說他們對共同深愛著的那位女子的看法。奇怪的是，彼此非但沒有絲毫的嫉妒、敵視，反而充滿了感激和敬意——
“啊，中學時代的拉娜是多麼美好。您無法想像，那時她還是個小姑娘，可從她臉上、眼睛裏已看得出時代的憂思和焦慮。時代的一切問題，時代的全部淚水和屈辱，時代的一切追求、積忿和驕傲，都流露在她的臉上和體態中……可以以她的名義，由她喊出對時代的控訴。”
“您講得太好了。正如您描繪的那樣，她既是個中學生，同時又是內心藏有不是孩子該有之隱痛的時代主人公。她的身影在牆上移動，那是緊張地準備自衛的動作……”
的確，文學需要這樣的“女友”。文學也會因“拉娜”們的加入而愈發迷人和璀璨。
多年前，一位深愛俄羅斯文學的朋友對我說：“假如在牆上掛一幅帕斯捷爾納克的肖像，我寧可把窗戶取消！”
這話感動著我。明知無法說得比它更好了，但我說——
“假若屋子裏走進來拉娜，我寧可將全部的書籍都取消。注視著她……就可以生活和寫東西了。”
（1998年3月）
談談墓地，談談生命
1
聖經上說，你來自泥土，又必將回歸泥土。所以靈魂就選擇了大地，所以墳墓最本色的位置即在泥石草木間。
那是生者和逝人會晤、交談的地方。那是一個退出時間的人最讓她（他）的親者牽掛的地方。那兒安靜、簡易，茂盛的是草，是自己悄悄生長的東西。那兒沒有人生，隻有睡眠。那麼多素不相識的人聚在一起，卻不吵鬧，不衝突。不管從前是什麼，現在他們是嬰兒，上帝的嬰兒。他們像嬰兒一樣相愛，守著天國的紀律……他們沒有肉體，隻有靈魂。沒有體積，隻有氣息。
一本書中提到，在巴黎一處公墓裏，有位旅人發現了件不可思議的事：一座墳前竟有兩塊碑石，分別刻有妻子和情人的兩段獻辭。旅人暗想，一個多麼幸運的家夥！他尤其稱讚了那位妻子，對她的慷慨深為感歎。
我也不禁為這墓地的美打動了，為兩個女子和一個男人的故事。在這個世界上，每個人都可能不止一次地愛上別人，也不止一次地被他人所愛，但誰又如此幸運地被兩個彼此寬容、互不妒恨的人所理解和懷念呢？
倘若少了墓地，人類會不會覺得孤獨而淒涼？靈魂畢竟是縹緲的，墓地則提供了一塊可讓生者觸摸到逝者的地方，它客觀、實在，有空間感和可覓性，這一定程度上抵禦了死亡的寒冷和殘酷？或許，在敏感的生者眼裏，墓園遠非冷卻之地，生者可賦予它一切，給它新的呼吸、腳步、體溫和思想……在那兒，人們和曾經深愛的人準時相遇，互訴衷腸，消彌思念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