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天籟，而是凍土上的招魂。是風、砂石、山脈、篝火、冰鑿、纖索、馬撬……激蕩的聲音；是硫磺、槍刺、廣場、絞架、烈酒、風琴、教堂唱詩……混合的交響。
眼前不由浮出葉賽寧的詩：“茫茫雪原，蒼白的月亮/殮衣蓋住了這塊大地/穿孝的白樺哭遍了樹林/這兒誰死了？莫不是我們自己？”
我低低地撫摸這音樂。她來自生命深處的清冷和哀慟，整夜感動著一個不懂音樂的青年。隔著厚厚的寒幛，隔著刺不透的陰霾，我默默向著北方，向那股偉大的氣息致敬。向她苦難的曆史和英勇的民間致敬。
夜聆俄羅斯，不僅成了一個習慣，也成了一道儀式，一門功課。
俄羅斯的烈士和她的風雪一樣，是出了名的。
沒有哪塊土地上的黑夜像她那般漫長、動蕩而凶舛；沒有哪一民族的知識分子被編成如此浩蕩的流放隊伍；沒有哪國的青年一代出於良心、理想或一束浪漫而遭受那麼重的苦役與刑期……單是彼得堡羅要塞、西伯利亞礦井、古拉格群島這些傳說中的魔窟，就收押過多少悲壯的名冊。一隊隊鬱鬱蔥蔥的生命曾被囚禁、鎖銬在那兒，他們純潔的熱量在空曠中等待熬幹、蒸發……然而，一代代的精神路標也正是從那兒矗起、輻射，叩響了整座俄羅斯凍土。
海涅說：“文學史是一個碩大停屍場，每個人都在那兒尋找自己親愛的死者，或亡故的兄弟。”我要找的，正是這樣一批最純真最英俊的精神麵孔。他們一邊寫詩，一邊流血；迅速地生活，又迅速地死去。普希金、萊蒙托夫，這對同樣選擇了決鬥的兄弟，其歲月總和還不抵一位長者的壽齡。倆人憂鬱的神情，看上去那麼相似——絕無庸人那種散漫、悠閑和湊合日子的迷茫。他們的母親就仿佛是同一位。
翻開俄國文學史，“十二月黨人文學”是最英年、最讓人揪心的一把：格利包耶夫（1795-1829）、雷列耶夫（1795-1826）、別斯士舍夫（1798-1837）、奧陀耶夫斯基（1802-1835）……哦，二十歲、三十歲，像深夜劃過的流星，他們飛得太快，飛得太疾，讓人來不及看清。他們太急於用生命、用青春去賭一件事了。為此，1925年12月的那個清晨，他們告別了彼得堡，告別了詩歌，告別了昔日歡聚的舞場、花園，那些尚在睡夢中的戀人和被暗戀的人……
在其眼裏，最急於喊出的不是情詩，而是社會正義，是俄羅斯的未來，是激情和身體的行動。“要做一個詩人，但更要做一個公民！”為了迎娶一片適於居住的國土，為了自由地生活，先要準備不自由地死去……在這樣的精神星空下趕路，其行色匆匆早已注定，亦注定了其生涯故事要比其詩集流傳得更久、更遠。
整個十九世紀，俄國的青年已過慣了判決和犧牲的日子。陀斯妥耶夫斯基被判死罪時僅28歲，他說：“我隻擔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難。”他配得上，他的獄友和精神兄弟們全配得上！於是更多的俄羅斯青年就有幸聽到了那個時代最激動人心的聲音：“誰之罪”“怎麼辦”“誰在俄羅斯能過上好日子”“被侮辱的與被損害的”……單憑這俯拾皆是的標題就足以證明：俄羅斯文學在藝術之外竟挑擔了如此繁重和危險的職責。他們用頭顱來為信仰服務，以犧牲來理想灌溉——絕無現代藝術家那種“先舒服了肉體再說”的痞性，這正是俄羅斯文學最值驕傲和後世懷念的地方。
知識者是最不能喑啞的。假如連這些“民族的頭腦”（高爾基）都沉默了，那麼這個國家的精神夜晚立即就會黯淡無光。
下麵，我急於提到“貴族”和女人。
在俄國農奴製時代，貴族往往就是那類“最先富起來”並最有機會接觸書本的人。可這些人中也最易滋生叛徒和異端。他們所幹的事不僅令沙皇寒心，更讓“階級身世論”大跌眼鏡——
眾所周知，1825年的“十二月黨人起義”乃一次貨真價實的貴族造反。他們血統高貴，氣宇軒昂，是俄國擁有最多財產和藏書的人，亦是憑藝術和高談闊論而成為“精神貴族”的青年才俊。他們從對書籍和時代的打量中獲得生命衝動，卻把沉重的財物晾在一邊。盡管其童年、少年皆在豪華宮廷、玫瑰莊園中度過，但他們長大後的第一件事竟是發誓再也不當貴族了，在沙龍舞會上，除了詩歌和愛情，議論最激烈的即數“、權利、自由、尊嚴”這些新鮮字詞了。他們把目光投向饑餓的鄉村和像騾馬一樣佝僂的農奴，並為自己華麗的衣服自責。終於，他們知道該怎麼幹了……
史料表明：1827-1846年，“貴族”在俄國*中占百分之七十六。甚至到了1884-1890年平民知識分子運動後期，*名單中仍有百分之三十點六出身世襲貴族。
連歐洲的政客們都忿忿不平了：窮光蛋造反是想當財主，而財主造反難道要為了做窮光蛋？是啊，作為既得利益者，按常理，他們該死死維護舊體製才是，有什麼牢騷可發？有什麼可折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