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七日，愛紳泰以俄方在北岸擅自建房、發放傳單、強取糧食等行為向穆拉維約夫提出交涉，穆氏一麵推諉搶糧並非俄官方授意，另一方麵對北岸建房一事決不讓步，並聲言還將續建，其意乃在於宣揚沙俄對北岸土地擁有主權，以應對中方之前的“借住”一說。此外還另生枝節，為了打探通往中國內地的交通線，又搬出英法聯軍做借口，詭稱俄方掌握英法艦隊的情報，要派人走陸路經齊齊哈爾去給北京送信，要求黑龍江方麵提供方便。而特普欽絕非如奕山般昏聵無能，軟弱可欺之人，他注意收集相關信息，分析沙俄一舉一動，看破了穆拉維約夫偽裝友好，實則借機訛詐的陰謀。早在清軍在大沽口擊敗英法艦隊之時，俄方就派人來璦琿假惺惺地給中方“賀喜”，特普欽、愛紳泰等沒有被敵人的迷魂湯灌倒，並且指出“海蘭泡居住夷人，已有在天津穿英夷號衣，出隊被炮轟斃者”，英、法侵華，俄國不僅不是像它所說的那樣“居中調停”，反而是上躥下跳，渾水摸魚，“俾他人出力受害，而彼則趁勢要挾，從中取利，是英法各夷，亦皆墮其術中，更屬險詐叵測”，深刻揭露了沙俄侵略者的真實麵目。穆氏所謂借路送信一事，自然被中方嚴詞拒絕。
五、卡倫存廢，事關主權
烏魯蘇牡丹卡倫，位於黑龍江北岸烏魯蘇地方，自康熙年間設立，“前鋒營自力蓋房三間，每年開江起輪，派官兵坐防水路，至秋末冬初，船隻不能行駛之時，即撤回在阿敦吉林地方坐防陸路”。該卡倫戰略位置十分重要，“緣大江形勢，自西北直向東南，順流奔放，獨至烏魯蘇牡丹地方，則水勢委屈回抱，形若轉環，始再向東南趨下。左岸陸地一區，如環之有口，原設卡房即修置其上”，尤其自沙俄沿黑龍江入侵以來，其地位更顯突出，“俄夷船隻到此，順流行駛，必須經日，方能轉過彎環。卡兵乘高瞭望，由東北江口送信，瞬息即可渡江，隨時防範”，故而長期以來都是沙俄侵略者的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唯自鹹豐六年，該夷占據海蘭泡後，業經越過此卡二百餘裏，是以該夷連年催令遷移，轉謂此卡為占其左岸借居之地”。當初愛紳泰與穆拉維約夫於海蘭泡會晤時，俄方就已叫嚷若中方不拆除此卡房，就要自行動手。
鹹豐九年（1859年）十一月初九，清軍官員收到報告，卡房被俄方燒毀，愛紳泰立即派遣佐領鄂爾精阿，赴海蘭泡向俄方提出質詢。沙俄頭目石沙勒夫大言不慚地告知中方，因為多年交涉無果，穆拉維約夫惱怒，故經軍官布多戈斯基派遣手下將此卡燒毀。黑龍江北岸乃俄國領土，中方如要重建，必須建在南岸。
很顯然，俄方此舉，一方麵是因為烏魯蘇牡丹卡房確實妨礙了他們的侵略活動，另一方麵，則與不久前在璦琿對岸中國管轄區建立據點一樣，是在刻意宣示其對黑龍江北岸地區擁有主權，表示對中方堅持的北岸沙俄移民隻是“借住”於中國領土之立場的否定和蔑視。值得注意的是，幾乎與此同時，穆拉維約夫派遣俄軍，在吉林的烏蘇裏江以東地區同樣進行了武力驅逐中方守卡官兵、破壞卡房的侵略行動，可見其狼子野心，深有預謀。特普欽接到報告後，認識到了這一事件關係重大，故決定仍照常例由愛紳泰赴海蘭泡向穆拉維約夫提出抗議，但無論俄方如何反應，也要在原地重建卡房，以宣示中方立場，並派官兵永久駐紮。
經愛紳泰派員交涉，穆拉維約夫果然回避中方，根本不肯會晤。為避免重建中被俄方發現從而加以阻撓，中方幹脆在璦琿城將卡房構件預造，沿冰封江麵拉到烏魯蘇牡丹原址，照舊修蓋，由佐領鄂爾精阿帶隊駐守，於十二月初五報告完成。可是俄方反應同樣迅速，就在建成當日，駐海蘭泡沙俄軍官布多戈斯基派人赴璦琿會晤愛紳泰，要求中方將重建卡房移往右岸，否則就“發兵代為拆毀”。愛紳泰感到事態嚴重，次日清晨就趕赴海蘭泡麵見布多戈斯基，試圖緩和局麵，而對方不為所動，後竟裝病不出，拒絕交涉。而同日下午，既有沙俄軍官率隊三十餘人，並糾集附近沙俄武裝移民，來到烏魯蘇牡丹卡房尋釁，“聲言江左地麵，業經許給，易換字約，均屢次催令將烏魯蘇牡丹卡房拆移不聽，前派夷官焚毀，何以今又重建？定須拆移右岸”，清軍守軍佐領鄂爾精阿以理相勸，俄軍不予理會，威脅動武，清軍擔心引發衝突，進入卡房固守。次日早晨，俄軍再至，於卡房外亂砍亂砸，清軍不堪忍受，外出阻止，爭執中鄂爾精阿被俄軍打倒，卡房亦遭拆毀，雙方在原地對峙。之後複有俄軍騎兵二百餘人前來增援，清軍不能抵敵，被驅逐到黑龍江南岸。麵對爆發武裝衝突的危險，愛紳泰不敢做主，請示特普欽是否以避免開戰為先，“示弱緩圖”。
特普欽得知清軍遇襲，卡房再次被俄軍摧毀，十分憤怒，命令守卡清軍留守原地，“不準任令該夷妄行，至幹重譴”。但愛紳泰認為，烏魯蘇牡丹卡房深入沙俄占領區，且附近沒有中國村莊，縱然想發動人民也無處著手；而俄軍顯然心意已決，不拔除此卡誓不罷休，不惜為此開戰。清軍勢弱無援，一經開戰勢必不敵，而又有違朝廷所謂“不可釁自我開”的指示，勸特普欽妥協退讓，息事寧人。特普欽經過反複考慮，為“以免立起兵端”，最終忍痛放棄了這一重要哨卡，但仍念念不忘地表示這隻是“暫緩示弱，留待複圖”。其後於第二年年初，經過實地勘測，特普欽等指示清軍官兵在南岸新建了奇喇牡丹卡倫，高阜形勢，與烏魯蘇牡丹相似，倘有夷船自烏魯蘇牡丹下駛，瞭望馳報，較為迅速”，“每月排官一員，兵十七名，開江前往該處坐守，封江後移往城西北一百六十裏許，在霍洛綽地方坐守巡查”，這一措施從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烏魯蘇牡丹卡倫的國防作用，但其更具有戰略意義的宣示中國對黑龍江北岸領土主權的政治作用，則再也無法恢複了。
六、興辦團練，禦敵有方
特普欽鑒於沙俄自勘界交涉破裂後挑釁日益頻繁，並察覺到海蘭泡俄軍“日夜操練，演放槍炮”，擔心其將有所圖謀，遂專心於軍事部署以防萬一。特普欽的預感十分正確而且及時，由於對中方在主權問題上的強硬立場失去耐心，以及對英法聯軍侵華戰爭的結局感到難以預料，俄酋穆拉維約夫確實有發動大規模戰爭的計劃。1859年年底，他就計劃若滿清政府由於在與英法聯軍的戰爭中失敗而垮台，俄國就應該出兵占領“滿洲和蒙古”；在英法分別與清政府簽訂《北京條約》之後，他又垂涎於武裝侵略所能獲得的豐厚“成果”，決心如果清政府仍不肯答應沙俄的條件，就通過“占領北京”使“中國保證履行各項條約”，並開始進行軍事部署以便俄軍“在5月以前做好準備，以便向滿洲和蒙古進發”，隻不過由於沙俄在東西伯利亞的統治薄弱，力量不足，以及清政府的迅速妥協投降而沒有付諸實施。
黑龍江原本額設官兵一萬餘人，然而由於大量兵力被調往內地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更兼連年財政虧空，江省軍備廢弛早非一日，處於抗俄前線的璦琿城，其兵力不過四百餘人，且日常差役繁重，完全不敷使用。
經特普欽與愛紳泰等地方官員謀劃，多方籌集兵力，亦僅有總數不足千人可供各處駐紮。而糧餉一項，自從鹹豐八年（1858年）以來，已經虧欠五十七萬餘兩，官兵窮困不堪，更無力另募新軍，邊防情勢捉襟見肘，完全無力與沙俄抗衡。特普欽將這一困難向鹹豐皇帝彙報，可舉國危困，內地“賊氛”方熾，鄰省自身難保，英法聯軍複又卷土重來，虎視眈眈，又何處有餉可籌，何處有兵可調？
鹹豐皇帝自知無能為力，隻能寬慰一番，誇獎特普欽“布置尚為周妥”，至於對敵之策，則建議特普欽“必須聯絡該處旗民人等團練，以壯聲勢，並將官兵扮作民間團練，儻該夷強蓋房間，搶取糧石，先啟兵端，亦即督飭兵勇抵禦，仍藉稱民心不服所致，然後官為轉圜。庶該夷知眾怒難犯，可以稍戢凶鋒”。
而在此之前，吉林方麵也獲得了基本相同的指示：儻該酋桀驁不馴，先開釁端，該將軍等，唯有密令城鄉團練，及趕緊招募攬頭人等，作為居民不依，欲與該夷相抗。然後官為調處，使該夷知眾怒難犯，不致得步進步，無所底止。此中操縱機宜，全在該將軍等，斟酌辦理，以折其驕橫之氣”。發動人民，依靠人民，自是應有之計，也可與沙俄之武裝移民政策針鋒相對，而從當時實際情況出發，這一策略也是可行的，不會如鴉片戰爭時招募民勇對敵英軍那樣淪為迂闊不實之論。
19世紀50年代時，僅黑龍江北岸的中國居民就有40餘屯1.5萬餘人，僅在1852至1857年間被征調入內地鎮壓農民起義的黑龍江、吉林騎兵，就有1.3萬餘人，比起沙俄移民總數也少不了多少。
且滿洲旗屯，本來就是作為滿清軍事力量的戰略預備隊而存在的，民風自比內地彪悍，組織訓練也要方便許多。俄方的相關數據顯示，“從1857年到1862年,自外貝加爾被強製性地遷移到黑龍江、烏蘇裏江地區的哥薩克有1.4萬人，另有來自俄國內警部隊的受罰士兵約2200人，也被列入了哥薩克移民之內。在1869年，沿黑龍江左岸共有67個哥薩克村屯，其中包括2475個家庭，計13200人；沿烏蘇裏江右岸有28個哥薩克村屯，其中包括761個家庭，計5310人”，至於沙俄在當地主要依靠的地麵武裝部隊，外貝加爾哥薩克軍，則是由這些移民中的適齡男子組成的，可以說正是一種類似於中國團練性質的武裝，裝備訓練皆遜於正規軍隊，又分布在漫長的防線上，自黑龍江發源處至黑龍江與烏蘇裏江彙合口的伯力有兩個團，至於沿烏蘇裏江更是隻有一個營，且與俄國內地萬裏相隔，西伯利亞廣袤無垠，人煙稀少，又無鐵路相通，唯一的交通幹線黑龍江，冬季河道冰封，通航時間不過半年，如要進行軍事活動，後勤、增援等方麵的各種不利條件遠甚於中方。沙俄侵略者時刻不忘炫耀武力，實則外強中幹。穆拉維約夫在1859年年底寫給沙俄軍事首長卡爾薩科夫的信中表示，他的所作所為隻是“好讓滿人相信，我正在準備打仗”，這裏（指海蘭泡）以及整個邊防線上都在操練、演習、射擊，但是火藥很少”，“那些不中用的哥薩克，他們隻會發牢騷，連地也不會種”，而即便能一時從東西伯利亞調集重兵，也無力長久駐紮。這就無怪乎當沙俄最終通過中俄《北京條約》成功竊取了黑龍江以北和烏蘇裏江以東的中國領土後，沙俄報章自鳴得意又不無後怕地寫到：“要記住，中國割讓阿穆爾和烏蘇裏，滿足了俄國的要求，完全歸功於穆拉維約夫—阿穆爾斯基的堅決行動。中國人僅僅看到他態度強硬，萬萬沒有料到，他背後總共才有幾百名步兵。他們以為，穆拉維約夫—阿穆爾斯基的堅決行動，隻能是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後盾的，所以他們才讓步了。”
更重要的是，沙俄武裝移民的生活甚至比當地中國人更加困苦。他們不僅農業生產進展緩慢，各種疫病流行，還要為殖民當局承擔繁重的徭役，有些俄國移民甚至靠給當地中國人打短工過活。其武器也並非精良，軍事素質更非優秀，有的殖民點甚至連對付野獸襲擊都成問題，有的村子隻有一支老式土槍。
他們中很多人都懷念俄國故鄉，不斷有逃亡發生，以至於某些殖民點人口不增反降。應該說這些本性淳樸的哥薩克自身也是穆拉維約夫以及沙俄政府狂妄野心的受害者，並非全都熱衷於其侵略殖民政策。如果黑龍江、吉林地方的清朝官員，真的能把當地中國居民有效組織起來，編成團練，是可以對沙俄侵略者形成強大威懾力的，到時即便不能驅逐俄寇，守土自衛也當無虞。事實上，即便是沙俄力量在東北地區進一步增強的1867—1868年間，僅憑海參崴附近一帶的中國淘金流民自發組織的抗俄暴動，就令沙俄東西伯利亞軍區如臨大敵，迫使濱海省的全部俄軍進入戰爭狀態，經近一年全力圍剿，才在反動清軍配合下將暴動鎮壓下去，可見其對當地的統治是非常軟弱無力的。所以說，無論鹹豐皇帝是否真的了解當地的實際情況，興辦團練都不失為抗俄良策。
不過，至於諭旨中所謂“將官兵扮作民間團練”等等“妙計”，卻充分暴露了皇帝和清廷中樞麵對帝國主義雖能口頭強硬死要麵子，實則內心虛弱全無底氣的本來麵目。捍衛領土主權抵抗外國侵略，無論如何都應該是國家行為，即便要依靠群眾，政府如何能反而躲在人民身後？更指望開戰之後，還能“官為轉圜”雲雲，奸詐的侵略者又怎會受此愚弄？豈非荒唐可笑，自欺欺人。清廷為避免政府責任竟不惜出此下策，可見其對俄外交無論紙麵上多麼冠冕堂皇，其核心終究是所謂“不可釁自我開”以保太平無事。鹹豐皇帝曾多次斥責沙俄侵略者得寸進尺，貪圖中國領土全無底線，而他自己捍衛領土主權的“底線”則又在哪裏呢？事實上，盡管鹹豐皇帝在諭旨中對涉及領土主權的問題義正詞嚴，態度堅定，可是一旦維護主權、抵抗侵略與維護統治、鎮壓人民之間產生矛盾，清政府的反動麵目就暴露無遺。就在鹹豐九年（1859年）十月，特普欽還不得不在邊防吃緊、兵力不足的情況下，撥派黑龍江精銳騎兵1000人、戰馬2000匹前赴湖北參加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戰爭。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終究還是被置於統治者確保自己權位穩固的私利之下。
七、各族兒女，共保家國
在獲得皇帝的支持後，特普欽即放開手腳，認真組織籌備黑龍江各地團練。其中的重中之重，自然是處於沙俄殖民者勢力範圍之中的江北中國村落。鹹豐九年（1958年）十二月，特普欽報告皇帝，已經“遵旨密飭愛紳泰，督率各署，設法團練”，“將江左屯居各戶閑散西丹（和“餘丁”一般指未編入軍籍的八旗壯丁，“西丹”為滿語音譯），擇其年力精壯、心地明白者，每十家酌立戶長一名，有事聽其指揮，無事則各於各屯操備團練，並授以己意暗防。如果該夷有強取糧食等事，宿怒難容，自可隨時抵禦”，同時也負責查禁屯民私自售糧給沙俄移民的行為。這一措施得到了久已期盼祖國保護，使其免於侵略者欺淩的江北人民的全力支持，“各該屯宿西丹人等，均屬踴躍樂從”，很快就任命甲長近百人，揀選壯丁近一千四百人，登記造冊，編成團練。在黑龍江南岸城鄉各地，也“各按旗佐地麵，照編行保甲之法，一體籌備，按甲出派官兵，嚴防密查”，“既可不失生計，又可節省虛糜”，大大緩解了江省的財政壓力。
至於武器彈藥，則一半由政府供給，一半自備，平時收藏在政府倉庫，待有事時則統一發放。若遇團練不足以應對之嚴重事態，則調遣正規軍隊增援。但團練若沒有合格的軍事長官帶領，亦不過是烏合之眾，不能起到應有的功效。而璦琿城所設軍官，“除出征、差委、懸缺外，僅有十九員名”，往往每人還要兼管三四名佐領等基層軍官的職務，倘需緊急，必須一官管帶一隊，若非預先委定，則平素未能熟習，臨時難期得力”。為此，特普欽等請示清廷，將黑龍江地方部隊基層有軍功“賞戴翎頂”而應提拔的人員中，擇其年富力強，曉暢事機者”，於團練中授予實職，充任佐領等基層軍官，“俾令熟識所屬兵丁，以免臨期違誤”，“並擬擇要添置卡台，巡守瞭望，以備遇有警急，隨時遞報而免疏失”，最終這些措施都獲得了清廷批準。此外，為了在黑龍江通航、沙俄移民及侵略軍再次大批湧入之前，加強沿途水路要隘的防禦措施，支援沿江兩岸村屯團練，特普欽還在齊齊哈爾、莫爾根、布特哈、呼蘭等地的滿洲旗屯內，揀選餘丁五百餘人，並挑選業務熟練的基層軍官，選派“委營總二員，委參領五員”於現役士兵中挑選有軍功者十名為“委防禦驍騎校”，以及另派三十名現役士兵作為教練示範，前赴璦琿附近，“擇要屯紮”，所有部署，均按期到位。
除了組織旗屯團練外，廣大漁獵、遊牧為生的邊疆少數民族也同樣加入到維護國家主權的鬥爭中。據特普欽在1860年年初的統計結果，黑龍江境內僅布特哈總管所轄五路鄂倫春共有1058戶；呼倫貝爾總管所轄索倫、巴爾虎、厄魯特等遊牧民族則有4486戶，1850年的數字當相去不遠，如此人力若能有效組織起來，也是一支十分可觀的國防力量。此前在特普欽向鹹豐帝彙報沙俄侵略者兩度破壞中方烏魯蘇牡丹卡倫時，皇帝就指示在旗、民定居村落稀少的地方，可以將鄂倫春等漁獵部落人民，“收羅為我所用，不可使受夷人籠絡”，和當地團練、官軍一起抵抗沙俄侵略。鄂倫春、費雅喀、赫哲等東北漁獵少數民族，素以勇猛善戰著稱，自康熙年間就有著深厚的武裝反抗沙俄侵略者的優良傳統，當年與哈巴羅夫匪幫就有過無數次的殊死搏鬥。自19世紀中葉沙俄再次覬覦我國東北以來，東北各少數民族也一直在為捍衛祖國的領土主權作出自己的貢獻。早在1850年，鄂倫春戰士就曾阻擊過越境入侵的穆拉維約夫所組織的俄軍“考察隊”，當場擊斃瓦加諾夫中尉和兩名哥薩克，剩餘的人倉皇逃竄。1851年，廟街附近的費雅喀人村落遭俄國侵略者侵占，不堪忍受奴役的當地居民決心反抗，商定於第二年舉行起義趕走俄國人，不料機密泄露，遭到了俄軍的殘酷鎮壓，盡管如此，仍給侵略者造成了極大威脅。
特普欽經過認真考察，認識到鄂倫春各部落漁獵為生、居無定所的實際情況，“若遽令遷移內地，不惟與伊等生計有礙，且各遊獵地方牲畜繁滋，多有與俄夷接壤要隘，倘防範稍疏，恐夷人乘隙潛越，占其地麵，轉多未便”，故並沒有將之與旗屯團練一概而論，而是根據各個部落的自身特點，令其發揮獨有的功效，“若收羅團聚，必須各歸各路，相度山林地勢，擇要安插，使之就近環居，借以堵截防範。即可守其地址，不失本業，亦不致任意遊行，而受夷人籠絡”。經過仔細籌劃，鹹豐十年（1860）三月，特普欽向鹹豐帝彙報了對鄂倫春族各部落的安排：庫瑪爾部，男丁1068名，所在地水土富饒，恐夷人乘隙貪越”，部署於黑龍江南岸“迤西附近一二百裏，以少半在庫瑪爾河岸，內興安嶺以外呼密肯山等處三四百裏之內，環居遊獵；以大半在謨魯爾河以上、與該鄂倫春向送口糧大路、內興安嶺山陽四五百裏之內”；必喇爾部，男丁340餘人，其活動區域“為俄夷接壤，可達省城要路”，部署於該要路附近，黑龍江南岸“迤西八九十裏不等，內興安嶺內外占河一帶三四百裏之內”。托部，男丁330餘名，位於“夷人易於潛進之路”，部署於“布特哈屯百裏以外，內興安嶺以內，奴敏河兩岸托河等處三四百裏之內”。阿哩、多普庫爾兩部，共有男丁180名左右，“與莫爾根城切近”，部署於“兩路查邊要口附近，在內興安嶺以內，庫玉爾河以上，付哩河等處三百裏之內”。對各部落的巡防區域，均按時抽查，“不準越限遊獵，違者趕緊收回，分別懲治”，以收實效。並將各部男丁中精壯勇敢、精通槍械的五六百人，造冊承報，且各部配給軍官、兵目，以便“倘遇征調，即令迅往招聚，帶赴所指地方，以期無誤”。同時在生產生活上對鄂倫春等少數民族加以妥善安置，給予口糧補貼，並劃定市場，嚴令公平買賣，方便其交換各種物資。此外，在與沙俄隔額爾古納河相望的呼倫貝爾地區，還組織了在此遊牧的“新舊巴爾虎人”等少數民族巡防邊界，並在戰略要點增設卡倫，派兵駐守，與原有卡倫“會哨巡查，遞報信息，以期周密”。鹹豐皇帝對特普欽的各項工作十分讚許，批示“所籌俱屬周妥”，同時表示，凡事以國防為重，如果與沙俄之間的衝突沒有平息跡象，仍需各部巡防，則鄂倫春等少數民族部落每年例應進貢的500張貂皮等一概豁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