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登上香港富豪榜，1987年創刊的《資本》雜誌將他排名第二十七位，是百人名單中唯一的作家（報人中，胡仙及《成報》《東方日報》的老板都在他的前麵）。1991年，他再次名列《資本》雜誌180多人富豪排行榜的第六十四位。
身處商業社會，人對金錢的欲望幾乎壓倒一切，很少例外。即使農業文明時代的範蠡也是帶著西施棄政從商，變成了富甲天下的陶朱公。在功成名就之後退出江湖，飄然而去，道家式的歸隱向來隻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夢，更何況現代社會早已沒有可以耕種的桃花源，可以垂釣的富春江。對金庸而言，人生的切膚之痛早已遠去，佛經至多能成為茶餘飯後的靈魂慰藉。少年時代顛沛流離，飽經動蕩與憂患，使他“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這一切自在情理之中。他所有的選擇，幾乎都可以在這裏找到真正的根源。直到晚年金庸依然精明，他與北京三聯書店合作十年以後提出的三個續約條件，無非為了一個“錢”字。表麵的佛、道、隱等出世的話語，掩蓋不住骨子裏對現實利益的在意。
1981年，李敖發表《我是“善霸”我怕誰》一文，對金庸提出質疑：
1979年我複出後……金庸為國民黨捧場，跑到台灣來。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談八小時。……他特別提到他兒子死後，他精研佛學，他已是很虔誠的佛教徒了。我說：“但大體上，無不以舍棄財產為要件。……你有這麼多的財產在身邊，你說你是虔誠的佛教徒，你怎麼解釋你的財產呢？”金庸聽了我的話，有點窘，他答複不出來。他當然答複不出來，為什麼？因為金庸所謂信佛，其實是一種“選擇法”，凡是對他有利的，他就信；對他不利的，他就佯裝不見。其性質，與善男信女並無不同，自私的成分大於一切，你絕不能認真，他是偽善的。這種偽善自成一家，就叫作“金庸式偽善”。
其實，金庸自己就曾坦言：
佛教希望人的欲望能盡量減低，最高境界是什麼也拋棄掉，連生命也覺得沒什麼所謂。我離開這境界實在太遠了。要我財產完全不要，我做不到；要妻子兒女都不要，做不到；名利不要，也做不到……①
放不下財產、名利，出世自然不可能。但有了這番自白，金庸仍不失坦誠。
他對佛教的信仰並沒有超越塵世的網羅，他無所逃於所處的這個特定時空，無所逃於這塊天地之間。這不是他個人的悲哀，對一個個體生命來說，他已攀上成功的巔峰，財富和名聲、鮮花和掌聲籠罩了他整個生命的黃昏。“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透過維多利亞港灣湛藍的海水，他看到的夕陽依然那樣耀眼，但那並不是真實的夕陽，那是與大千世界的悲苦、與億萬男女的歡樂與哀愁無關的夕陽。
儒與道，俠與隱，佛家也好，塵世也好，茫茫人海，無可退隱之地，退出江湖隻是一個夢，所以，他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人世與出世之間，他努力尋求平衡，尋找最佳的位置，他的內心深處也許常常無所適從，這是人類普遍麵臨的問題，不獨他一個人如此。
20世紀80年代初，金庸的作品不僅被拍成電影、電視連續劇，還被改編成“武俠話劇”。盧景文執導的《喬峰》在香港大會堂劇院演出，劇終時，台上演員介紹，金庸先生也在這裏。“觀眾熱烈鼓掌，長達一分鍾之久，我開心得好像飄在雲霧一樣。”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