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哥們兒的單位進行改革，有職位不保之虞，憂心忡忡。問起他可能的去向，答：“正在運作！”大家心照不宣，都知道“運作”的含義，也就是按照自己的意願去做工作，以便謀得個不錯的差事。事隔多年，又見到這個哥們兒，忍不住問起他當年“運作”的套路。哥們兒也倒是坦誠，一五一十地說了經過，核心就是影響那些管“烏紗帽兒”的官兒，具體情節相當複雜。最後慨歎：“我自己覺得特沒勁！”運作，本來是企業管理的概念，後來被運用到許多方麵，甚至成了“走後門兒”的替代詞彙，說起來顯得堂而皇之。這樣，運作就有了兩層含義：一是運作正當的事情，按照公開的渠道、遵守公開的規則，達到的目的是明擺著的，用不著遮遮掩掩；二是運作不正當的事情，至少在很多人看來是不正當的，所以要按照潛規則在私下活動，以求實現個人的願望，不可對人言。
自古以來，做官如同登堂入室，成為很多人追逐的目標。唐朝以來，科舉取士或接受皇封，均屬“正道”。科考舞弊、攀龍附鳳、盜名欺世等，則屬於“邪道”，也大有人走。清朝末期，官風日下。從許多記載中可以看到，謀官買官大行其道。其實，何止清末？賣官鬻爵，投機鑽營，曆代官場都是如此，從來都是司空見慣的。新中國成立後，刷新吏治，官風世風有根本改變，但封建遺風並未絕跡，沉渣偶泛也不足為怪。通常情況下，以組織的名義進行的運作，走的是所謂的“正當渠道”，從“前門”進，也從“前門”出。即使有人偷運了自己的貨色，隻要經過了“前門”，似乎就接受了洗禮，當官或辦事就變得“正當”了，因此不怕別人說三道四。假如“正道”不通、“前門”難進，想當官或想辦事就遭遇了障礙，於是就有人想走“後門兒”，通過“邪道兒”來登當入室。
想當官的人很多，想辦事的人更多，肯定做不到各如所願、人人滿意。因為，官位畢竟不多，辦事則需要合乎標準，能當上官的人總是少數，要辦成事情就要合理合法，有時還得合情。不能說走“正道”就是絕對公平的，按“正道”辦事也做不到絕對的公平。但是，走“正道”肯定比走“邪道”更公平，按“正道”辦事肯定比按“邪道”辦事更公平，這一點恐怕是毫無疑問的。不管是當官兒，還是辦事兒，本來走正道是走不通的事情，經過一番“運作”最後就“通”了！這就意味著不該當官兒的當了官兒、不該辦成的事兒辦成了。如果這樣的話，還有什麼公平和正義可言呢？假如讓“邪道”暢通，允許很多走“邪道”的人登堂入室，勢必喚醒人們的邪心，從而催盛社會的邪風！假如好人得不到好報，假如辦好事比辦壞事更難上加難，還有誰會願意去做好人、辦好事呢？
時下“邪道”上的運作，為的是走“後門兒”。不管最後是從“前門”出來，還是從“後門”出來，都是以破壞公平和正義為代價的。無論是運作當官兒，還是運作辦事兒，“運作”不僅是過程，而且通過一個係統，中間存在著若幹環節，分別由不同的掮客操作，驅動的力量則來自於利益或感情，實際上是一個複雜的權力尋租過程。比如，一個人想當官兒，又不具備與其他人平等競爭的條件，通過正常的途徑競爭肯定沒戲。隻有當那些參與決定“由誰當官兒”的人們失去客觀公正的時候，想當官兒的人才可能如願以償。可能使人失去客觀和公正的情況，至少有兩種：一是認識上出現了不自覺的失誤，從而形成了錯誤的判斷；二是受到了情感或利益的誘惑，因此放棄了客觀和公正的原則。“運作”的直接目的就是要使參與決策的人失去客觀和公正，並有利於特定的人。
在民主決策體製下，任何環節失去公平和公正，都可能對用人或辦事產生決定性的影響。比如用人，通常要經過培養考察、考核測評、討論研究等環節，“運作”其中的任何一個環節，都可能影響最終的決定。因為，最後的決策是以程序中其他環節所采集的信息為依據的，而其他環節之間通常又是環環相扣、相互印證的，每個環節都是由具體的人來運作的。如果運作的人被“運作”了，就可能失去客觀和公正，提供錯誤的信息，從而左右下一個環節，乃至最後的決策。在專製決策的體製下，決策權力集中在權力鏈條的最後環節或最高層次，用人或做事的決定權操在少數人手裏，甚至由一個人說了算。這種情況下，要想當官兒或做事兒，“運作”的目標會變得簡單，隻要搞定那少數人就行了，有時隻需要搞定那個“最高首長”，一切“運作”環節都是為達到這個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