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戴禮》、《周官經》言詞簡質，不雜偶語韻文，則以昭書簡冊懸布國門，猶後世律例公文，特設專門之文體也，故與文言不同。降及東周，直言者謂之言，論難者謂之語見《說文》，修詞者謂之文。而《易》曰：‘修詞立其誠。’《說文》：‘修，飾也。’詞之飾者，乃得為文，不飾詞者，即不得謂之文。不獨言與文分，亦且言與語分，故出言亦分文質。言之質者，純乎方言者也方言者，猶今俗語也。《說文序》雲秦代以前，諸侯各邦，‘文各異形，言各異聲’，是三代以前，各邦之中皆有特別之語言文字矣；言之文者，純乎雅言者也阮芸台曰：雅言者，猶今官話也。雅與夏通，夏為中國人之稱，故雅言即為中國人之言。‘爾雅’者，乃方言之近於官話者也。春秋之時，言詞惡質，故曾子斥為鄙詞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荀子譏為俚語，而一語一詞，必加修飾。《左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又曰：‘非文辭不為功。’文辭猶言文言也，文言者，即文飾之詞也。孔子言‘詞達而已’，即不文飾之詞也。言詞達而已，不言文達而已，足證詞與文不同，詞非文也。至春秋時代之書冊，亦大抵文與語分。文近於經，語近於史。故曾子作《孝經》觀《孝經》雖無韻語而偶語實多，如‘加於百姓，刑於四海’，‘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皆偶語也。其語句互相為偶者尤多，老子作《道德經》其中多韻文，且多偶句，揚氏《太玄經》亦然，屈原作《離騷經》如《太素》、《靈樞經》等書，皆多偶句韻文也，皆雜用偶文韻語者也。若《春秋左氏傳》以及《國語》、《國策》諸書，乃史官記言記事之遺，非雜用偶文韻語者也。至諸子之書，有文有語。《荀子·成相篇》、《墨子·經》上下篇，皆屬於文者也。莊、列、孔、孟、商、韓，皆屬於語者也。文猶後世之文詞，語猶後世之演稿。惟古人言詞，一經書冊之記載，或加潤色之功，致失本文之舊。
俞氏蔭甫謂左氏一書，由丘明潤色，非其本文之舊也，則語而飾以文矣。又古代之初，虛字未興，罕用語助之詞，故典謨誓誥，無抑揚頓挫之文。後世以降，由實字假為虛字，渾噩之語，易為流麗之詞，文士互相因襲，致偶文韻語之體，亦稍變更，則文而涉於語矣。西漢代興，文區二體。賦頌、箴銘，源出於文者也；論辯、書疏，源出於語者也。然揚、馬之流，類湛深小學，故發為文章，沉博典麗，雍容揄揚，注之者既備述典章，箋之者複詳征訓故，非徒詞主駢儷，遂足冠冕西京。東京以降，論辯、書疏之作，亦雜用排體，易語為文。魏、晉、六朝，崇尚排偶，而文與筆分，偶文韻語者謂之文，無韻單行者謂之筆。觀魏晉、六朝諸史，各列傳中多以文筆並言，則當時所謂筆者，乃直樸無文之作也，或用之記事之文《唐書·蔣楷傳》‘踵修國史，世稱良筆’，亦為記事之文。張說稱大手筆，亦指其善修史及作碑版耳，亦記事之文也。故孔子作《春秋》，必言筆削，陸機《文賦》不及傳誌碑版之文，蓋以此為史體非可入之於文也，或用之書劄之文《漢書》稱穀永善筆劄，而《晉書》亦言樂旨潘筆，皆指書劄之文而言之也，體近於語，複與古人之語不同。蓋魏晉之時尚清談，即古人所謂語也，而筆則著之書冊，故又與古人之語不同。梁元帝《金樓子》雲：‘至如不便為詩如閻纂，善為章奏如伯鬆，若此之流，泛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劉彥和《文心雕龍》雲：‘今之常言，有文有筆，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文筆區分，昭然不爽矣。故昭明之輯《文選》也，以沉思翰藻者為文，凡文之入選者，大抵皆偶詞韻語之文，即間有無韻之文，亦必奇偶相成，抑揚詠歎，八音協唱，默契律呂之深見阮芸台《文韻說》所引《宋書·謝靈運論》及沈約《答陸厥書》，甚為的當，故經子諸史，悉在屏遺。
是則文也者，乃經史諸子之外，別為一體者也。齊、梁以下，四六之體漸興，以聲色相矜，以藻繪相飾，靡曼纖冶，文體亦卑，然律以沉思翰藻之說，則駢文一體，實為文體之正宗。降及唐代，韓、柳嗣興，始以單行易排偶，由深趨淺，由簡入繁，由駢儷相偶之詞，易為長短相生之體，與詩歌易為詞曲者，其理相同。昔羅馬文學之興也，韻文完備，乃有散文，史詩既工，乃生戲曲，而中土文學之秩序，適與相符，乃事物進化之公例，亦文體必經之階級也。韓柳之文，希蹤子史，即傳誌碑版之作，亦媲美前賢，然繩以文體，特古人之語而六朝之筆耳。故唐代之時亦稱韓文為筆，劉禹錫《祭韓侍郎》文雲‘子長在筆’，趙璘《因話錄》曰‘韓公文至高，時號韓筆’，是唐人不以散行者為文也，至北宋蘇軾推崇韓氏，以為‘文起八代之衰’。明代以降，士學空疏，以六朝之前為駢體，以昌黎諸輩為古文，文之體例莫複辨。而近代文學之士，謂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於方、姚之文，奉為文章之正軌。由斯而上，則以經為文，以子史為文。由斯以降，則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惟歙縣淩次仲先生以《文選》為古文正的，與阮元《文言說》相符，而近世以駢文名者，若北江、容甫，步趨齊、梁。西堂、其年，導源徐、庾。
即穀人、軒、稚威諸公，上者步武六朝，下亦希蹤四傑。文章正軌，賴此僅存。而無識者流，欲別駢文於古文之外，亦獨何哉。”此論小學為文章之始基，以駢文實文體之正宗也。又曰：“六朝以前，文集之名未立，及屬文之士日多，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以見性靈，乃彙萃成編，顏曰文集。然古人學術，各有專門，故發為文章，亦複旨無旁出，成一家言，與諸子同。試即唐、宋之文言之：韓愈、李之文，正義明道，排斥異端，歐、曾繼之，以文載道，而下逮南宋朱、陸，闡發性天，儒家之文也。子永厚、柳遊記，善言事物之情，出以形容之詞，而知人論世，複能探原立論，核覈刻深，如《桐葉封弟辯》、《晉趙盾許世子義》、《晉命趙衰守原論》諸作，是也。宋儒論史，多誅心之論，皆原於此，名家之文也。明允之文，最喜論兵，謀深慮遠，排兀雄奇，兵家之文也。子瞻之文，以粲花之舌，運捭闔之詞，往複卷舒，一如意中所欲出，而屬詞比事，翻空易奇，縱橫家之文也。南宋陳同甫之文，亦以兵家兼縱橫家者也。介甫之文，侈言法製，因時製宜，而文辭奇峭，推闡入深，法家之文也。若夫邵雍之徒，為陰陽家。王伯厚之徒，為雜家。
而葉水心之徒，亦近於法家兵家。近代以還，文儒輩出。望溪、姬傳，文祖韓、歐，闡明義理，趨步宋儒，此儒家之支派也。慎修、輔之，綜核禮製，章疑別微近儒治三禮者如秦蕙田、淩廷堪、程瑤田之流，鹹有文集，集中一多論理之作。考漢製言名家出於禮官，則言禮者必名家之支派也；若膺、伯申考訂六書，正名辨物近儒喜治考據，皆從《爾雅》、《說文》入手，而諸家文集亦以說經考字之作為多，古人以字為名，名家綜核名實，必以正名析詞為首，故考據之文亦出名家，皆名家之支派也。叔子、崐繩洞明兵法，推論古今之成敗，疊陳九土之險夷，落筆千言，縱橫奔肆，此兵家之支派也。子居之文，取法半山，喜論法製，而文章奇峭峻悍，亦頗仿佛。安吳之文，洞陳時弊，兵農刑政，酌古準今，不諱功利之談，爰立後王之法，此法家之支派也。朝宗之文，詞源橫溢，簡齋之作，逞博矜奇，若決江河，一瀉千裏，此縱橫家之支派也。若夫詞章之家，侈陳事物，嫻於文詞，亦當溯源於縱橫家。雍齋沈濤、於庭之文，雜糅讖緯，靡麗瑰奇，凡治常州學派者皆然，此陰陽家之支派也。大紳、台山之文，妙善玄言，析理精微，彭尺木亦然，此道家之支派也。維崧、甌北之文，體雜俳優，涉筆成趣，凡文人之有小慧者，其文皆然，此小說家之支派也。旨歸既別，夫豈強同，即古人所謂文章流別也。惟詩亦然。子建之詩，溫柔敦厚，近於儒家。淵明之詩，澹雅衝泊，近於道家陶潛雖喜老、莊，然其詩則多出於楚辭，若嵇康之詩頗得道家之意，郭景純詩亦有道家之意。康樂之詩，琢磨研煉，近於名家凡六朝之詩，喜用煉句以狀事物之情，且工於刻畫，如何遜、陰鏗之詩皆是也，然康樂之詩，其濫觴也。
太衝之詩，雄健英奇，近於縱橫家。蓋在心為誌，發言為詩，諷詠篇章，可以察前人之誌矣。隋唐以下，詩家專集浩如淵海，然詩格既判，詩心亦殊。少陵之詩，惓懷君父，希心稷、契，是為儒家之詩杜詩雲‘許身亦何愚，竊比稷與契’，又雲‘法自儒家有’，此杜詩出儒家之證。太白之詩，超然飛騰，不愧仙才，是為縱橫家之詩後世惟辛稼軒、陳同甫之詞，慷慨激昂，近於縱橫家。襄陽之詩，逸韻天成出於陶淵明。子瞻之詩，妙善玄言。是為道家之詩。儲光羲、王維之詩，備陳穡事，追擬《豳風》，是為農家之詩。山穀、後山之詩，喜用瘦削之語，出以深峻，是為法家之詩。由是言之，辨章學術，詩與文同矣。要而論之，西漢之時，治學之士侈言災異五行，故西漢之文多陰陽家言。東漢之末，法學盛昌，故漢、魏之文，多法家言西漢之文，無一篇不言及天象者，三國之文，若鍾繇、陳群、諸葛亮之作，鹹多審正名法之言，與西漢殊。六朝之士，崇尚老、莊，故六朝之文多道家言。隋、唐以來，以詩賦為取士之具，故唐代之文，多小說家言觀唐代叢書可見矣。宋代之儒，以講學相矜，故宋代之文，多儒家言。
明末之時，學士大夫多抱雄才偉略，故明末之文，多縱橫家言。近代之儒，溺於箋注訓故之學，故近代之文，多名家言此特舉說經之文言之。雖集部之書，不克與子書齊列，然因集部之目錄，以推論其派別源流，知集部出於子部，則後儒有作，必有反集為子者，是亦區別學術之一助也。會稽章氏、仁和譚氏稍知此義，惟語焉未精，擇焉未詳，故更即二家之言推論之，以明其凡例焉。”此論文章流別同於諸子也。又曰：“古人詩賦俱謂之文阮芸台《鹹秩無文解》雲：古人稱詩之入樂者曰文，故子夏《詩大序》‘聲成文謂之音’，《孟子》‘不以文害辭’，趙注：文，詩之文章也，然詩賦之學，亦出行人之官。蓋賦列六藝之一，乃古詩之流。古代之詩，雖不別標賦體，然凡作詩者，皆謂之賦詩見《左氏》閔二年及文六年傳，誦詩者亦謂之賦詩見《左氏》隱三年閔二十八年傳。《漢誌》敘詩賦略，謂：‘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際，必稱詩以喻其誌，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故孔子言不學詩，無以言。’夫交接鄰國，揖讓喻誌，鹹為行人之專司，行人之術，流為縱橫家，故《漢誌》敘縱橫家，引‘誦《詩》三百不能專對’之文以為大戒，誠以出使四方，必當有得於詩教，則詩賦之學，實惟縱橫家所獨擅矣。試考之古籍，則周代之詩，非徒因行人而作，且多為行人所賡誦。有知行人之勤勞，而賦詩以慰恤者見《詩·周南·卷耳》篇序及鄭序。有獎行人之往來，而賦詩以褒美者見《詩·小雅·四牡》篇序及‘四牡駢駢’句毛傳，《小雅·皇皇者華》篇序及‘征夫’句毛傳。
或行人從政，而室家賦詩以勸行見《詩·周南·殷其雷》序及鄭箋。或行人於役，而僚友賦詩以寄念見《王風·君子於役》篇序及《正義》。或行人困瘁，賦詩以抒其情見《詩·小雅·北山》篇序及‘或不已於行’句，又見《綿蠻》篇序及鄭箋。或行人閔憂，賦詩以述其境見《詩·王風·黍離》篇序及‘行邁靡靡’句毛傳，又見《小雅·小明》篇‘我征徂西’句孔疏。是古詩每因行人而作矣。又以《左氏傳》證之，有行人相儀而賦詩者見襄二十六年傳，有行人出聘而賦詩者見襄八年傳，有行人乞援而賦詩者見襄十六年傳，有行人蒞盟而賦詩者見襄二十七年傳，有行人當宴會而賦詩者見昭元年傳，有行人答餞送而賦詩者見昭十六年傳，是古詩每為行人所誦矣。蓋采風侯邦，本行人之舊典見《漢書·食貨誌》，故詩賦之根源，惟行人研尋最審吳季劄‘以行人觀樂於魯’，此其證，所以賦詩當答者，行人無容緘默，而賦詩不當答者，行人必為剖陳。由是言之，行人承命以修好，苟非登高能賦者，難期專對之能矣。兩漢以前，未有別集之目，《漢誌》所載詩賦，首列屈原，而唐勒、宋玉次之，其學皆源於古詩《漢誌》言屈原作賦以諷，鹹有惻隱古詩之義，而《史記·屈原傳》亦言《離騷》兼《國風》、《小雅》之長，雖體格與三百篇漸異，然屈原數人，皆長於辭命，有行人應對之才。《史記·屈原傳》雲：‘嫻於辭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詞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詞令。’其確證也。
西漢詩賦其見於《漢誌》者，如陸賈、嚴助之流，並以辯論見稱，受命出使，是詩賦雖別為一略，不與縱橫同科，而夷考作者之生平，大抵曾任行人之職，則後世詩賦，皆縱橫家之支與流裔矣。欲考詩賦之流別者，盍溯源於縱橫家哉。”此推詩賦根源本於縱橫也。凡所持論，見《文說》、《廣文言說》、《文筆詩筆詞筆考》。蓋融合昭明《文選》、子玄《史通》以迄阮元、章學誠，兼縱博涉，而以自成一家言者也。於是儀征阮氏之文言學，得師培而門戶益張，壁壘益固。論小學為文章之始基，以駢文實文體之正宗，本於阮元者也。論文章流別同於諸子，推詩賦根源本於縱橫，出之章學誠者也。阮氏之學本衍《文選》，章氏蘄向乃在《史通》。而師培融裁蕭、劉，出入章、阮，旁推交勘以觀會通，此其秪也。又裒次所為辭賦詩文如幹首，成《左庵文集》五卷。以民國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卒，得年三十有六，特其生平文章之譽，掩於問學，而同時揚州文士，駢儷名家，揭幟阮元、汪中以自標置者，則有興化李詳焉。
李詳，字審言，揚州府興化縣廩生，與師培諸父名富曾者遊，名輩特先，而迍邅過之。其為人聰穎夙成，甫六歲倍諷異常兒，父增親督教之，攜誇坐賓。比長，瞻顧非常，泛嗜群言，羞為功令之文。年二十，江蘇督學使者瑞安黃體芳漱蘭始錄為附學生員，詳銜感次骨，為作《思君子賦》。出遊落落無所合，羈貧失誌，惟淮陽海道合肥蒯光典禮卿欽其學行，每為延譽。年四十餘，客南京，謁石埭居士楊文會仁山，參究生死。文會湛深佛典，謂曰：“爾亦頭陀，墮落受苦。”詳為悚然。既以蒯光典之介，得識江陰繆荃孫藝風，一見如舊相識，荀、陸睹麵，不作常談，蘇、李知心，托諸詩句，言之兩江總督端方，委充江楚編譯官書局幫總纂。時實無書可纂，支官錢，治私書，即端方之《陶齋藏石記》是也，總纂本為荃孫，以為端方撰《銷夏記》，論列書畫，不遑兼顧，舉臨桂況周頤夔笙領之。周頤擇拓本無首尾，及曼漶模糊不辯字跡者，一以屬詳，而時刺探釋文何若，將以抵巇送難，顧詳於王述庵侍郎《金石萃編》及錢少詹、阮文達、翁覃溪、武授堂集，精研有素，周頤無以中也。然詳目耗精銷於此書矣。其記經詳所編凡一百六十餘種，擇其釋文略經考定者，別輯為《分撰陶齋藏石記釋文自定本》。端方視詳，頗加敬禮，丹徒某妒詳之進，與長洲朱孔彰仲我皆為所齕，以為名士，非學人也。詳以譍曰：“是何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