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風淒雨孤芳自愛
“千摧萬磨猶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逆境，是對人的意誌的最嚴峻的考驗。
禍不單行。在傅雷被錯劃“右派”之後，當時正在波蘭留學的傅聰聽說種種傳聞，從波蘭出走了!
頭上戴著“帽子”，愛子遠走異國，傅雷苦悶已極。就在這時，苦中加苦，愁上添愁:1958年，傅雷把巴爾紮克的《賽查·皮羅多盛衰記》譯出來了，寄到人民文學出版社，被束之高閣。自1958年6月至1959年5月，花費近一年時間，譯出丹納的《藝術哲學》。“思之悵悵。--此書原係1957年'人才'向我特約，還是王任叔來滬到我家當麵說定，寄出後又擱淺了。……”
傅雷以譯書為業，他沒有工資，以稿費為經濟來源。譯稿不能出版，對於他來說是致命的打擊。
是原著有問題?不，不，他譯的是法國文學藝術名著。是譯文有問題?不，不，他的譯筆是一流的。為什麼不能印行呢?原因就出在他頭上那頂大帽子!
“改個名字，用筆名出書吧!”出版社向傅雷提出這樣的建議。傅雷一向淡於名利，改用筆名出書本也無妨。然而，由於他是“右派”而要他改名換姓，傅雷堅決不幹。他認為，給他戴帽本來就是錯誤的，因戴帽而改署名字則更是錯上加錯。他寧可不出書，堅決不改名!
據當事人、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樓適夷告訴筆者:
全國解放後，傅雷譯書最早由平明出版社出版。1952年，我從抗美援朝部隊由中共中央宣傳部調回北京，進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即親赴上海，與傅雷訂約，其譯書全歸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並作為特約譯者，預先經常支付優厚稿費，以保證他的生活。他沒有工資。
直到“文革”中他逝世時，人民文學出版社支付他的稿費，是他唯一生活來源。
1958年，傅雷被錯劃為“右派”，不能出書。我們請示中共中央宣傳部(當時是周楊和林默涵)，據指示可以讓傅雷繼續譯書，但新出的必須改名。於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室主任鄭效洵去函，跟傅雷商量改名一事，傅雷回信堅決拒絕。
上邊堅持要傅雷改名，而傅雷堅持不改，這下子怎麼辦呢?經人民文學出版社內部商定，一麵仍請傅雷譯書，並按規定支送稿酬，以維持他的生活;一麵把他的譯稿壓下，不發排、準備等他摘帽後出版。當時壓下來的，就有《幻滅》等譯稿。這事是我決定的。這樣做，為的是既不違反上級決定，又能照顧傅雷。傅雷果真一直堅持不改名。後來，他終於摘帽，一大批積壓的譯稿才陸續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