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傲骨不屈不撓
傅雷親筆填寫的履曆表:
1952年起任上海作家協會理事。
1955-1957年:曾任市政協委員。
1957年:曾任上海作協書記處書記。
緊接著，是一行用辛酸的淚水寫成的文字--“1958年4月，上海作協整風，結論為右派分子。”
“左”的災禍，終於降臨在傅雷的頭上。
1958年4月30日下午，傅雷前腳跨出家門，後腳就不打算再回來了!
他麵孔清臒，雙眼布滿血絲，默默地步入“批判大會”會場。
多麼不可思議的1957年;
他是《文彙報》的社外編委。1957年元旦，他在《文彙報》上發表的《閑話新年》，語調是樂觀的。
3月4日，他作為特邀代表，赴京列席中共中央宣傳工作會議。“此次會議，是黨內外人士一起參加的破天荒第一次。……我們黨外人士大都暢所欲言，毫無顧忌，倒是黨內人還有些膽小。”
5月初，在邵荃麟的動員下，他出任上海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
然而，在1957年那不平常的夏天，形勢急轉。
7月6日，傅雷還在《文彙報》上發表《識別右派分子之不易》那樣的文章。一個多月後，8月22日，上海的報紙便點了傅雷的名字。
8月24日，上海的《文彙報》、《解放日報》都刊載文章，批判傅雷。《文彙報》上的大字標題為《市政協大辯論進入高潮傅雷“中間路線”思想……受到批判》。
8月26日，《文彙報》上《批判錯誤思想，準備反擊右派--政協座談會旁聽側寫》一文，醒目報道傅雷在市政協再度受批判的情況。會上，傅雷“他自認為是一個有糊塗思想的普通人民，屬於中間分子”。會上的“批判”調門卻很高，指責傅雷“親美”、“反蘇”。
12月23日，傅雷夫人在寫給傅聰的信上說:“作協批判爸爸的會，一共開了十次，前後作了三次檢查，……人也瘦了許多，常常失眠，掉了七磅。工作停頓，這對他最是痛苦，因為心不定。……五個月來，爸爸痛苦，我也跟著不安，也瘦了四磅。……爸爸做人，一向心直口快，從來不知'提防'二字，而且大小事情一律認真對付，不怕暴露思想，這次的教訓可太大太深了。”
劉海粟和傅雷同成“右派”。他如此回憶當年情景:
我這個人好說話，口無遮攔，不顧上下左右的“人際關係”，狂士之言，在某種不正常的政治氣候裏，便成為悖逆之詞。所以我被戴上“帽子”，可以說是“咎由自取”。
傅雷卻與我不同，他不會信口開河，更不會任意得罪人，他的毛病是清高、孤傲、不隨和。
不管上麵誰提出的問題，在他沒認識之前，決不苟同。他於是成為不能被領導和不能合作者，受到冷遇。一次，文教科技界的鳴放會要我參與主持，我就拉了傅雷去。當時發言的有周穀城、蘇步青等。傅雷是第六個發言，他是個誠實的君子，對黨一片赤誠，講了一些肝膽相照的話，毫無私心。我發言，就是反對在院係調整中不從實際出發的任意搬遷(引者注:指當時要把華東藝術專科學校從上海遷往西安)。傅雷又接我的話再次發言，支持我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