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一天黃昏，我和侯賽因乘車到德黑蘭北部的民族公園散步，隨便和幾位在這裏工作的工人閑聊天，想知道他們每個月的收入是多少，他們的生活怎樣，目的是想多了解一下伊朗普通人的生活狀況。據這兒的環保工人介紹說，他們每人月工資人民幣約15萬土曼，這和我們事先了解的情況差距很大，因為據我們了解，一個伊朗普通政府職員的月收入約20萬土曼，相當於人民幣2000元左右。當然在德黑蘭一些公職人員身兼兩份工作的人很多，我們估計這個工人可能一個月打幾份工，不過從他們的表情及精神麵貌看，他們對自己的生活狀況還是比較滿意的，這也說明在兩伊戰爭以後，伊朗的經濟也有了很大的發展。
但是，每一位初到伊朗的人又會被另一種現象所困擾，女子外出和在公共場合都要身穿黑袍，頭戴圍巾，連外國人也不能例外。我愛人和兩個女兒初到德黑蘭對此感到十分好奇，尤其大女兒貝貝因長時間戴頭巾叫苦連天，其間的趣聞可以想象。在公共場合男女之間不能相互握手。公交車上，男在前女在後分區而座，而在出租車、地鐵和其他各種類型的車輛上，男女可以坐在一塊，特別在夜幕來臨之時，德黑蘭大街小巷的花園中仍然能夠看到一對熱戀中的青年男女手拉手擁抱的場麵和婦女吸煙的情景。這一切似乎告訴我們，伊朗人民有著自己的獨特生活方式，而這種生活方式又無不打上宗教的烙印。凡是到過德黑蘭的人一般都切身地感到伊朗人最重要的特點是熱情好客，尊重老人，愛護婦幼，講究衛生。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當你正式進入他們的生活圈子，就會發現伊朗人熱情有餘，商業信譽觀念十分差，這是和我一起在德黑蘭大學學習的法國、韓國、尼泊爾、日本、西德等國同學的共同看法。記得我愛人利用寒假到伊探親，順便帶來了一台彩電，回國前我托最好的朋友蘇萊曼幫忙將彩電賣了，為此他不辭辛勞，那樸實而真誠的情誼真讓人難以忘懷。當他和德黑蘭一家電器行老板談妥，約定當晚八點鍾到我住處驗貨付款時，我們從七點一直等到晚十點半還不見人來，一打電話，對方卻說，把這件事給忘了，明天早晨一定去，結果不了了之。由此也使我想起前文提及的上海星星集團公司阿丹在德黑蘭為公司聯係業務的情景和背影，剛開始有幾家公司都說要定他的貨，沒任何問題。小夥子高興得狂跳，請我們幾個朋友到吾裏亞斯中國餐館搓了一頓，後聽說訂貨有困難，改為引進流水生產線。雙方談妥後，他便給上海公司老板打電話報喜。可是不久，對方又變卦了。無奈之中，阿丹氣得亂罵：“伊朗人，什麼東西！白白地讓我在這裏耗了兩個多月，回去給老板怎麼說呢？”
德黑蘭上流社會和一些中產階級家庭，對中國的絲綢、陶瓷工藝品尤為珍愛，往往有些家庭將收藏中國絲綢和陶瓷工藝品作為家庭富有和顯示身份的象征。尤其他們對中國近幾十年的經濟發展速度和模式十分敬佩，大部分伊朗人都知道中國有個總設計師鄧小平和現任黨和國家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寶等，也都熟悉包括首都北京、沿海城市上海、廣州等地的名稱。十分有趣的是90％的伊朗人往往都將在德黑蘭的中國人誤認為是日本人和韓國人，因為日韓兩國電器在伊朗十分走俏，當他們知道對方是中國人時，便讚不絕口。
出乎意料的國民素質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