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理解中，社區所突出的是一種合作精神，它追求建立一種適應全球化的民主管理方式。因此，無論是社區價值，還是新的“共同體”意識抑或公民社會思想，都強調跨階級合作、公共領域的建立以及民主製度的民主化。而民主化的順利進行和公共領域的重建卻又可看作取得廣泛合作的基礎。吉登斯指出，西方的民主製度還不夠民主，這導致了官僚主義的盛行以及由此引發的國家對社會權力的不必要幹預，因此，國家必須展開權力的“非中心化過程”。這一過程不局限於傳統的由中央向地方的權力下放，還應表現為由國家向跨國組織的權力上交。此即所謂的“雙向民主化”過程。此外，民主化也意味著公共領域的更新、直接民主機製以及公共領域的透明度、行政效率的提高等等內容。公共領域的重建作為民主化的一個重要內容而存在。吉登斯指出，“社區複興政策不能忽視公共領域。一個開放的公共領域不論在國家層次上還是在地方層次上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還是使民主化進程與社區發展直接聯係起來的一種有效途徑。”公共領域的建立是政府存在的目的之一，政府應“創設和保護一個開放的公共領域：在這一領域中，關於政策問題的爭論能夠不受限製地持續開展下去”。
強調社區價值自然會將責任、義務及機會等詞彙放在醒目的位置，因為這些都是公民社會重建不可缺少的因素。在這種理解中，格蘭特所指出的“第三條道路”的另外三大支柱都具備了從屬於社區政治這一首要支柱的性質。
新左派在不否認自由市場經濟作用的同時，著重強調了公民社會（社區及公共領域）的決定性地位。但是，與新自由主義強調公民社會的個人自由和經濟自治的意義不同，第三條道路寄希望於公民社會，乃在於它是一個能夠不斷發展社會資本，從而有利於實現社會團結以及建立國家與社會間良性互動關係的領域。而且，“第三條道路”也並不認為市民社會是自生自發的秩序與和諧的源泉，而是強調政府必須對社區導致的問題和緊張關係作出斟酌和判斷，國家應主導社會秩序。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新左派從傳統左翼中“變革”出來的過程中，另一股由於不滿傳統左翼運動現實效應的力量也成長起來了，這就是發端於1968年的新社會運動。這一年，西方的青年學生、婦女和反戰和平人士紛紛走上街頭，掀起了大規模抗議運動，矛頭指向資本主義的官僚體製。作為新社會運動的萌芽，1968年運動的抗議主題直指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社會後果，諸如人性異化、環境破壞、性別壓抑等等，突出的是日常生活批判的主題。它所反映的社會衝突擴及整個文化層麵，與傳統的社會運動所體現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主題有所區別，另外，運動所主張的“非暴力行動”方式以及運動組成人員的多階層性也使它區別於傳統的社會運動。到70年代，新社會運動大規模爆發，各種主題的抗議運動形式迭出，尤以生態運動、女權運動、和平運動、第三世界反經濟帝國主義的鬥爭、反種族主義運動為主要形態。80年代以後，新社會運動已成為歐洲政治中穩定的現實，並且逐漸走上了製度化的以政治謀求解決問題的道路，這一時期，歐洲許多國家的綠黨成立。進入90年代，由於1989年蘇東劇變的影響，西方傳統的左翼運動受到重創，歐洲各國的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都在重新思考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並在重新尋求自己在當代西方政治現實中的定位。新社會運動在這一變動中獲得了更廣闊的生存空間和發展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