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末英國工黨下台後，福利危機就交由保守黨應對，而保守黨在長達18年的執政曆史中更是直接麵對了全球化的挑戰。這一現象同時發生在歐洲其他福利國家以及美國。眾所周知，美國的裏根主義與撒切爾主義從來都是被相提並論，被視為新自由主義的開山之作；而相近時期內，歐洲其他福利國也在向右轉，這正是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西方政治的特點。
社會民主主義的改革在這樣一個大的環境之中進行，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要受新自由主義改革浪潮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不僅是對正麵的吸收，同時也有對負麵的揚棄。新自由主義看似在全球取得了勝利，但它同時也經受著挑戰，吉登斯就曾提出，新自由主義本身也陷入了困境。在英國，新自由主義一向被看作是保守主義自由化的結果，它由保守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組成。
市場原教旨主義把對未來的希望完全寄托在通過不斷解放市場力量而獲得的永無止息的經濟增長上；而傳統的連續性在保守主義的思想中占據核心地位。然而，“再也沒有什麼力量比市場力量的‘不斷革命’更能消解傳統的了。市場的動力機製削弱了傳統的權威結構並瓦解了地方共同體；新自由主義創造了新的風險和新的不確定性，而它卻要求公民們忽視它們。而且，它忽視了市場本身的社會基礎，這種基礎正是被市場原教旨主義無情拋棄的共生形式。”新自由主義兩個基本組成部分之間存在的極大張力，被吉登斯視為一種深層次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此外，新自由主義因為奉行市場原教旨主義，在處理國家與市場、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上，完全排除了國家權力。這更是一貫信奉國家力量的左派所不能接受的。在理論上的缺陷之外，新自由主義改革在實踐中造成的負麵效應也曆曆在目：貧富差距的拉大、社會道德的下滑、社會公正的喪失等引起了公眾廣泛的不滿和反對。到9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義導致的社會危機已經到達了社會承受能力的邊緣。這樣的新自由主義，自然無法成為解決社會痼疾的上上方案，必須有新的政治方案來取代它。
一條理想的政治道路應該“既不是放任自流，也不是僵化的國家幹涉主義”，而是把社會民主主義的國家幹預主張與新自由主義的市場自由政策結合起來，在國家與市場、安全感與靈活性、社會理性調節與經濟自發力量之間尋求某種新的平衡。這便是西方社會民主黨的政治嚐試。“第三條道路”理論則試圖對這種嚐試做出勾畫，形成新的政治意識形態。
布萊爾的“第三條道路”明確表示“要在不受約束的個人主義和自由放任主義與舊的政府幹預和各階級合作的社會民主之間，找到一條在當代實現社會公平的道路”。布萊爾在1998年9月27日於《華盛頓郵報》發表的題為《第三條道路是最好的道路》的文章中寫道：“第三條道路是現代社會民主重新得到恢複並取得成功的道路，它尋求采納中間和中左道路的基本價值觀念，並使其適用於全世界根本的社會和經濟變革，而且不受過時的意識形態的束縛。”所謂過時的意識形態是指由國家幹預主義或自由放任主義思想所支配的觀念。而中間和中左道路的基本價值觀，如朱利恩·L.格蘭特在新工黨路線中所發現的，是由社區、義務、責任和機會四個主要部分組成。
社區價值在世紀末成為社會民主主義者的重要信仰。尤妮斯·勞森指出，“在20世紀90年代，‘社區’以及社區主義思想成了一些中間派和左派政治家手中揮舞的大纛，變成他們為爭奪政治權力而製定決策的基礎。美國新民主黨1992年和1996年的競選表現是這樣，英國新工黨1997年競選亦不例外。他們都舉著‘社區’這麵旗幟，標榜自己在意識形態上是如何的與眾不同，這一點從他們的‘第三條道路’運動中可見一斑。”吉登斯在其著作中尤其強調社區建設之於“第三條道路”政治的重大意義，他寫道，“培育一個積極的公民社會是第三條道路政治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有必要指出的是，在“第三條道路”中，社區有時具有與共同體以及公民社會基本等同的含義，有時它又作為公民社會或共同體的一個單位而存在，在吉登斯的著作中即是如此。社區思想的提出與左派對社會公民素質的日漸衰落的擔憂密切相關，是為了醫治英國社會的新自由派的傷病；它同時也是向“舊工黨”開戰的一個旗號，譴責舊工黨對英國社會今天的沉屙抱著自由論者的心態。對社區價值的強調是在為這個分崩離析的世界提供一個解決的方法。因而，新工黨倡導將社區建立在明確價值、家庭觀念以及文明社會繁榮的基礎上，主張重塑家庭結構以及人與政府、人與組織之間的關係。就家庭結構而言，新工黨將經濟機會的缺乏、社會的排斥性等問題視作父母及家庭問題的後遺症，因此熱衷於減少婚外妊娠，提倡“已婚的雙親家庭”，以維護家庭觀念。就人與政府、人與組織的關係而言，新工黨則強調，政府可以通過社區以團結與協商的精神取代撒切爾時期個人主義競爭的社會毀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