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這些新的理論納入到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框架中來理解，我們能比較容易地做出這樣的判斷，即當代新自由主義對國家無能的論證、對國家幹預主義的批判與古典自由主義對放任自由的論證一樣，都是在宣揚作為經濟社會的公民社會的自治性與自足性。他們毫無疑義地繼承了早期自由主義者的經濟獨立思想，並且明顯吸收了黑格爾關於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相互獨立和各具自主性的觀點。在另一方麵，我們也看到，新自由主義雖然堅執市場至上的理念，它同樣包含著些要求聯結國家與公民社會的積極因素，一些學者甚至努力探索“能夠為市場經濟運作提供條件的國家模式”。這又使新自由主義區別於完全的自由放任和無政府主義。對此，有學者認為，新自由主義是對古典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超越：“凡是不抱偏見的人都能看出，新自由主義者對現實的經濟過程和政治過程的認識並不是從凱恩斯主義後退，而是從那裏前進。他開始弄清了市場失敗和政府失敗的真正原因，並把握了市場與政府間的結合部位，從而使二者相輔相成，各得其所。因此，新自由主義是一種比新古典學派和凱恩斯主義更優越的理論。凡是曆史的真實的進步都有意無意地遵循著‘否定之否定’的路徑發展的，因此，否定之中就寓有否定對象的一切合理因素。”這種判斷無疑會受到眾多人的反對，但反對並不能抹殺新自由主義試圖實現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目標之間平衡的努力。隻不過，現在這種平衡主要不是依賴於國家對經濟的直接幹預，而應該依賴於公民社會自身的力量，反之，自由經濟能夠為獨立於國家的公民社會社團的繁榮創造條件。戈蘭·海登曾指出，當代關於公民社會爭論中的“新自由主義學派”，繼承的是托馬斯·潘恩的反國家主義傳統，他的自由觀認為隻有在個人能夠自由行使他們的天賦權利時，公民社會才能繁榮，為公民社會的形成提供機會的是市場而不是國家，因而，新自由主義學派特別強調結構改革對加強私人所有權的重要性。1989年世界銀行使用了“治理”的概念，其後，在一係列的會議和文件中明確了“以治理機製對付市場和（或）國家協調的失敗”的改革思路，從而確立了公民社會在現代市場經濟建設中的基礎性地位。據國內學者的研究，有效的治理（善治）實際上是國家的權力向社會的回歸，它表示國家與社會或者說政府與公民之間的良好合作，公民社會是善治的基礎，沒有一個健全和發達的公民社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治。新自由主義建設公民社會的戰略和策略非常明確，在戰略上，它們在國內及向全球推廣治理理論，以“使社會組織在靜態（權力結構）和動態（權力的生產和分配過程）兩方麵與政府組織分享權力”的思想成為一種意識形態；而在策略上，它們不僅重視發揮私營部門的治理功能，而且重視非政府組織的建設並積極與其聯合。在實際行為上，新自由主義成為推動公民社會發展的一支主要力量。
西方左翼理論家對福利體製的反思同樣引人注目。哈貝馬斯和奧弗的係統性危機理論緊扣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對晚期資本主義的係統性危機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分析。在他們看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合法化危機的本質在於國家幹預與社會民主的並行發展以及這一發展的異質性。這意味著，發展與民主這對催生了福利國家體製的矛盾仍是導致其危機的深層原因。
隨著資本主義社會大力倡導的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這一矛盾更現實地威脅著福利國家的政治體製。哈貝馬斯認為，一個不斷深深陷入由世界經濟和世界社會組成的相互依存關係中的國家在主權、行為能力和民主實質方麵都遭到了損害，“國家陷入一種兩難境地：麵對財政預算的壓力，加強對流動資產的調控和采取刺激增長的措施越發顯得必要，然而在民族國家的邊界內實現它們的可能性則越發微小。”如何克服這種危機？哈貝馬斯認為，必須在兩個方麵做出努力：一是在福利國家體製下比較全麵地推行福利和保障政策，調節式的國家可以一方麵借助刺激增長的措施，另一方麵借助社會福利政策，同時促進經濟的活力，保障社會一體化；二是國家應盡可能地縮小對經濟係統的幹預範圍，並使有限的國家行為建立在公共理性的基礎上。前者是經濟和社會政策上的，後者是政治和民主發展上的。無論是從係統危機理論，還是從福利國家批判理論來看，哈貝馬斯關注的都是後者。他提出，晚期資本主義國家的重任在於重建批判的公共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