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全球化進程，根植於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的現代性危機也蔓延全球，隨之而來的，是一係列前所未有的後果。根據吉登斯的概括，現代性的全球危機至少體現在四個方麵：第一，現代社會發展對世界生態體係造成了巨大的衝擊；第二，大規模貧困的發展，世界人口的1／4以上生活在絕對貧困的條件下，不能正常地滿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第三，大規模破壞性武器的普遍存在以及集體暴力的可能性隱約可見的情況等；第四，對民主權利的大規模壓製，“以及哪怕是自己一小部分潛能都無法開發的人數的增加”。烏利裏希·貝克將全球化時代的新現象歸結為七種困境，即跨國的逃避力量、主權的困境、民主的困境、“專家治國主義”的困境——超越民族國家的治理、作為強權政治的世界主義倫理、文化全球化的矛盾心理、世界公民宣言。而哈貝馬斯則集中關注全球化對民族國家構成的巨大壓力，他指出全球化使“民族國家”的概念變得陳舊過時、使民族國家主權不斷萎縮和被架空、使社會福利國家妥協麵臨終結，以及使主權國家自主行使自己權力的能力日益喪失和削弱。
現代性的全球危機無不表明，現代性的曆史結果與作為價值理想的現代性正在背道而馳，全球化造就了一個“失控的世界”。吉登斯稱我們是生活在一個現代性從簡單階段推進到一個反思現代性的新時期，其基本特征是“傳統”的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貝克則稱我們處於一個自反性現代化的新階段，它意味著有另一種現代性對工業社會首先進行抽離、接著重新進行嵌合。無論是反思的現代性還是自反性現代化，其根本的特征或者說共同的後果在於，“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是一個可怕而危險的世界”，即一個風險社會。“現在我們大家正在經曆的全球性風險的巨大後果，是現代性脫離控製、難以駕馭的關鍵，而且，沒有哪個具體的個人或團體能夠對它們負責，或能夠被要求‘正確地安排’它們”。
風險社會及全球風險社會的概念始於貝克，初期他主要從生態主義的視角提出了風險的特點：（1）風險造成的災難不再局限在發生地而經常產生無法彌補的全球性破壞，因此風險計算中的經濟賠償無法實現；（2）風險的嚴重程度超出了預警檢測和事後處理的能力；（3）由於風險發生的時空界限發生了變化，甚至無法確定，所以風險計算無法操作；（4）災難性事件產生的結果多樣，使得風險計算使用的計算程序、常規標準等無法把握。“9·11”事件後，貝克指出，全球風險社會的新涵義依賴於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運用我們的文明的決策，我們可以導致全球性後果，而這種全球性後果可以觸發一係列問題和一連串的風險，這些問題和這些風險又與權威機構針對全球範圍內的巨大災難事例而構築的那一成不變的語言及其做出的各種各樣的承諾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像切爾諾貝利事件和恐怖主義分子針對紐約和華盛頓而進行的襲擊）。有三個層麵的風險可能會在全球風險社會中得以確認，即生態危機、全球經濟危機以及（自“9·11”事件以來）跨國恐怖主義網絡所帶來的危險。貝克寫道：“盡管這三個層麵的危險各不相同，呈現出很大的差異，可是這三個層麵危險之存在的所有可能性在全球風險社會裏提出了一個政治機遇與矛盾衝突的共同模式：在這樣一個時代中人們普遍信仰神靈，階級、國家、政府正在消失。危險的全球性特征已被人們認知並且得到廣泛承認，這使得很多關係變得混亂不堪，在這些關係中，政治世界裏的一些原本顯然屬於不可更改的永恒的東西突然間被融化了，並且變成了有延展性的柔韌的東西。然而，與此同時，新的衝突和新的政治選擇卻自發性地浮現出來了，並且再一次提出了為共同抵禦人類風險必須將全球風險社會統一起來的問題：這些危險將怎樣在各個單一國家與單一文化的曆史不同步現象所帶來的局限性中被一一化解。”風險社會理論對現代性無止境的征服欲望敲響了警鍾，同時也指明了走出這種風險的可能性。吉登斯借用貝克的概念，指出，風險雖然帶來了嚴重的後果，具有很強的負麵意義，但是風險也有積極的一麵，它在附帶危險的時候，還預示著機會和希望。就意味著，“我們不能消極地對待風險。風險總是要規避的，但是積極的冒險精神正是一個充滿活力的經濟和充滿創新的社會中最積極的因素。生活在全球化的時代裏意味著我們要麵對更多的各種各樣的風險。我們在支持科學創新或者其他種類的變革中可能應該表現得更為積極些，而不能過於謹慎。”貝克極其讚同吉登斯的這種理解，他認為，正在成為現實的全球金融風險的“社會爆炸”“引發了一種暗中削弱科層製、向傳統經濟的統治地位和新自由主義挑戰、並重新劃定當代政治的邊界和戰場的文化和政治變化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