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則從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擴張性中找到了理解當前全球化的關鍵維度。他認為，在馬克思那裏，資本主義被認為是一種含有比以前任何類型的生產秩序都具有更為巨大的動態擴張趨勢的經濟企業模式。資本主義的擴張性不僅僅是超越空間的擴張，而且表現為不斷的技術創新和提高生產率的努力。從這一意義上看，資本主義從它產生之初就是國際性的，而全球化不過是資本主義的內在要求和表現形式。吉登斯推進這種理解，進一步提出，全球化是現代性的全球推進，是現代性的激進化和普遍化，而資本主義隻是塑造現代性的力量之一。他認為，隻有結合工業主義、監控製度和暴力的控製等其他三個維度，我們才能全麵地理解現代性。這種看法在沒有動搖現代性與資本主義關係的前提下，進一步細化了現代性的表現形式。具體而言，所謂工業主義，是指在利用非生命資源和機械手段的生產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社會關係形式。資本主義企業強烈的競爭性的擴張性是通過工業主義體現和實現的，沒有工業主義製度下的技術創新，資本主義企業的擴張和全球化趨勢必將受到極大的抵製。監控力量與“權威性資源”的集中相關，正是這種力量推動著現代民族國家的產生。通過民族國家的形式，資本得以在全球範圍內流動，勞動得以通過國際分工在全球範圍內重組，一國的力量得以充分地動員起來參與國際競爭，所有這些，都是現代性實現全球擴展的基本途徑和重要方式。對暴力的控製既是“國內綏靖”的前提，又是推進資本不斷向外擴張的條件，而暴力工具與工業主義之間的滲透所引起的“軍事工業化”急劇地改變了戰爭的性質，促成有限戰爭向“總體戰爭”、局部戰爭向“世界大戰”的轉變，進而推動了現代性的全球擴張。全球化與現代性的關係不盡如此，更為重要的是，全球化進一步暴露和深化了現代性的危機並使之蔓延全球，從而提出了現代性之作為全球化原始動力的限度問題。
關於現代性的理解，在吉登斯那裏，它是指在“後封建時代的歐洲所建立、而在20世紀日常成為具有世界曆史性影響的行為製度與模式。”誠如吉登斯所言，現代性是作為歐洲啟蒙時代的文化成就與精神產物而出現的，哈貝馬斯也說，“18世紀為啟蒙哲學家們所係統闡述過的現代性方案含有他們按內在的邏輯發展客觀科學、普遍化的道德與法律以及自律的藝術的努力。同時，這項方案亦有意將每一個領域的認知潛能從其外在形式中釋放出來。啟蒙哲學家力圖利用這些特殊化的文化積累來豐富日常生活——也就是，來合理地組織日常的社會生活。”關於現代性的哲學基礎，英國學者柏林曾經簡明地論述道，“整個啟蒙運動中的綱領（尤其是在法國）是自覺地建立在牛頓的原理和方法的基礎上的。並且從牛頓輝煌成就派生出啟蒙運動的信心極其廣泛的影響。這在後來轉變為（的確，也大大創造了）西方現代文化。道德、政治、技術、曆史、社會等等的某些中心概念和發展方向，沒有哪一個思想和生活領域能夠逃脫這種文化轉變的影響。”從這種意義上看，對建立在理性科學主義基礎上的現代性的追求和實踐，在啟蒙運動之後便成為資本主義（相對於封建主義而非社會主義）不斷前進的動力。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言，無論資本主義的後果如何，它都應該被理解為社會理性化的必然過程。
對現代性的批判同樣始於馬克思，他曾指出，資本主義製度的建立未能兌現資產階級許諾的啟蒙理想，反而在資本主義私有製的“勞動異化”中出現了新的奴役、片麵化及資本對人的統治，導致了“物質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馬克思對現代性的批判開啟了以盧卡奇、葛蘭西、薩特、弗洛姆、霍克海默、阿多爾諾、馬爾庫塞與哈貝馬斯等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對現代性的社會批判理論。盧卡奇說，資本主義現代社會造成人的普遍“物化”與“異化”；霍克海默說，資本主義社會日益成為一個壓抑人性的“管製社會”；馬爾庫塞說，現代性的異化導致了“單向度的人”與“單麵社會”；而集批判理論大成的哈貝馬斯則說，“現代曾經從中獲得自我意識和自己烏托邦期待的那些增強影響力的力量，事實上卻使自主性變成了依賴性，使解放性變成了壓迫，使合理性變成了非理性。”其他學者，如吉登斯、德裏達和利奧塔等，也從不同視角表征了現代性發展的困境與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