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製前的老企業富於人性化，一部分職工因病安排特殊崗位，從事與體能相匹配的工作，或在家領取生活費。改製將他們推向市場，仍然得到政府的關懷，列入低保戶，維持生計。健康人下崗後因病致窮，符合標準的也給予低保待遇。受財力限製，低保麵十分有限，絕大部分人必須自食其力，承受各種壓力。
住房是安身立命的所在，但得而複失的下崗者大有人在，除賣房入股之外另有其他窘迫的遭際。子女考上大學，特別是進入第3批的需要支付昂貴的費用，沒有一定經濟來源的家庭，麵對讀書與住房的單項選擇，他們放棄後者，以房換學。另一部分人因下崗自主創業，蝕本後賣房還債，從此失去自尊心，不願接觸他人，拒絕調查人采訪。還有一部分人性格內向，就業無門，生活無著，賣房維持生計。
原集體宿舍住戶，不擁有產權，下崗變成無房者。經濟適用房低於市場價格，對下崗人頗具吸引力，有人向親戚借錢，反複掂量後，仍將錢交回，因為沒有這樣的實力。下崗人大多在低端領域就業，不具有經濟適用房的購買力，隻能選擇租房，而且專找低價房居住，沒有廚房和衛生間，被時代遠遠地拋在後麵。
兩種無房戶都渴望政府提供廉租房，目前廉租房隻麵向低保戶和特困戶。全縣此種房源微乎其微，根據計劃，到2010年廉租房實物配租隻能滿足低保戶和特困戶，其他低收入人群要以時間換空間。橫向比較，香港廉租房占總房量的29.1%，荷蘭居住廉租房的人口占36%，發達國家與地區尚且有大比例的廉租房，何況發展中國家。我國的財政投入不足，依靠土地出讓淨收益的10%，沒有財政預算撥款，無法承建大量的廉租房。要加大財政支持，出台優惠政策，引入民間資本，多渠道開辟房源，才能滿足下崗人的需求。2007年出台《國務院關於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幹意見》，供房對象為全體低收入家庭，實施這一目標，下崗人中的賣房戶、失去集體宿舍的住戶會圓一個居者有其屋的夢，享受公民的居住權。
安身難立業也難，由於年齡歧視的存在，“4050”人就業渠道狹窄，一般選擇低就，仍有二次下崗的風險。有些企業規定50周歲必須告老還家，甚至社區也辭退57周歲的男性工作者。法製建設明顯滯後，必須出台反就業歧視法，從招工到用工保障“4050”人的權益，站穩最後一道崗，維持基本生活，交納社會保障金。
下崗人大多數缺乏文化技術，難以謀得像樣的職位，交不起社會保障金的不乏其人，“4050”群體更是如此，不少人從下崗後一直無力問津社會保障金。他們進入老年，不僅存在個人養老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最終仍是政府兜底。2008年實施的《勞動合同法》明確社會保障的內容，2007年已經“五費統征”，由稅務部門執行，力度很大。企業的負擔加重，為了平穩過渡，留給企業一個適應期，縣規定年平均增加5%的擴麵，2008年暫時保持上年45%的比例，大部分人處於統征的圈外，與尚未實現全國統籌的節奏合拍。下崗曆時已久，他們視社會保障為最大追求，必須加快擴麵，去除他們的心病，真正落實《勞動合同法》的條款。
深層次探討下崗問題，防患於未然，要積極地策劃反解雇和裁員，雇主不絕對擁有解雇和裁員自由權，限製不正當失業的發生。奧地利的企業主必須提前5天將解雇決定通報職工組織，該組織如不同意，有權向勞動法庭提出申述，法庭作出判決前不得實施解雇，由此增加解雇的難度，賦予職工崗位更多的安全性。除法律手段外，還有經濟約束，歐盟的失業救濟由政府與雇員共同承擔，迫使雇主考慮解雇和裁員成本。美國《失業保險法》規定，政府按雇主過去裁員的人數征收失業保險金，裁員越多，繳納的保險金越多，迫使雇主盡量減少裁員。西方國家還通過租稅製度獎懲企業，對增加員工的企業減免租稅，對解雇員工的企業增加租稅，鮮明的對比，有效地抵製解雇的濫用，減輕政府和社會的負擔。我國沒有類似的法律規定，必須彌補製度的空白，加大對雇員的援助力度，穩定勞務市場。
下崗不盡是社會轉型的連鎖反應，很大一部分是利益衝突的結果，改製企業的管理者在留人與留財的選擇中，由於求富心切，無情地傾向後者。監督缺位給企業主留下發揮的巨大空間，股份合作製讓利於職工，股權集中等於利益集中，這種讓渡在無障礙中完成，職工赤裸裸地走向社會，彙成“下崗”新群體。就業是政府的責任，保護民眾的勞動權義不容辭，要加大社會保障製度的執法力度，加上租稅製度的配合，抑製解雇權的任意使用，趨於充分就業，增加底層民眾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