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務廠位於縣城中心，1950年成立，列入省書刊印刷定點企業，年用紙300噸。廠區與住宅3375平方米，擁有對開雙色膠印機，上世紀30年代設備仍在服役，堪稱“四世同堂”。教科書由鉛印改為膠印，小開本擴為大開本，BB型書刊膠印機仍是空白，不能適應新形勢。1994～1996年利潤分別為-86萬元、-55萬元、2萬元，負債分別為269萬元、234萬元、276萬元。
第一批改製企業中，印務廠榜上有名。1997年7月淨資產13136.28萬元，同月實行股份合作製，《入股辦法》規定總股本80萬元，1元1股，董事長4.5萬元，副董事長與監事主任3.5萬元，董事與監事2.5萬元，中層幹部1.5萬元，職工0.5萬元，不入股職工繳納風險金0.3萬元。在職員工97人，離退休48人。
末代廠長出身廠醫，被員工戲為“郎中”，有消費才能而無經營頭腦，家底耗盡尋找救命稻草，合資人接走資產退回職工，原始積累在奇遇中完成。
1 失業失妻失房
2007年6月17日，在一家作坊式的印刷廠找到王中花，她著重談離廠一事：“股份製要職工繳0.5萬元，丈夫月薪330元，我計件，200～600元，收入低，無力繳納。離廠可領取補償費，夫婦各得0.3萬元，開始自謀職業，湊錢購買印刷機和電腦，分別花1.2萬元，一直經營到現在。不過夫婦未繳養老保險費，隻有原單位的存量，我16.5年，夫15年，補繳要按現價，還有滯納金3%，夫婦需10萬元，心有餘而力不足。”
她突然將目光移向我腰間，問是否是錄音機，我解釋是照相機，如果錄音要征求她的意見，不可侵權。
她的丈夫在旁，插上幾句，內容為南郊14畝土地的買賣，兩任廠長兩種人。他有業務需外出，隻能聊到此。王中花答應為我物色適當人選，會通知我來采訪。
第3天，接到她的電話，我騎自行車趕去。
等待我的是一位51歲的男子，名瞿親全。我們進入一間狹窄的小屋，密謀似的拉開話題：“我讀過3年小學，作為‘知青’下放2年，1976年12月進廠，經曆的工種有排字、切紙、裝訂、上蠟、打雜、燙壓、門衛、保管。在燙壓崗位上有小發明，原用石膏版，版子凹凸，挫平，裝版需8小時，可印二三千頁。我改為紙版，平整，安裝6小時，印數增加。廠長魚木祿不獎，挫傷積極性。”
談到國有企業管理，他感慨萬分：“浪費是私企的100倍，材料踩在地上，電燈無人關。‘老鼠’不少，30多台電動機被偷賣，電風扇也偷出，紙張材料順手牽羊。他們與倉庫保管員串通，一位女工是慣偷。大家睜一眼閉一眼，勸阻做惡人，廠長不一定支持。廠長膽小，沒有大刀闊斧的魄力。
“魚廠長屬於老式人物，對上不會奉承，辭職後金宗木接任，摸底階段，魚廠長告知工人性格，金很快掌握工人的底細，竟連前任也不放過。魚廠長退而負責質檢，沒有辦公桌，我不服，搬去一張。魚一有問題就挨罵，飯吃不下，大便不通，50歲去世。
“金廠長雞肚腸，聽到背後小議，給穿小鞋，責令停工，職工普遍反感。
“出賣南郊的土地、廠房，沒有通過職代會，我擔任燙壓班長，沒有通知我參加表決。
“我因公傷而脊椎突出，醫藥費不報銷，憤而敲桌，金廠長說桌修好再報，結果仍未報。推拿一段時間後，月工資僅100多元，要求換輕便工作，金廠長回答沒有。我想，可能為魚廠長搬桌，得罪了他。
“不安排工作，閑置3個月，到附近廠家找活幹，不幸斷落2指，金廠長責令我申請辭職，我不從，妻子從命，補償費她領走。這時正處在改製中。”
我問目前的就業情形，他往下說：“在酒店娛樂場當保安，已1年之久，每天12小時，工資900元/月。中餐免費，多盛一點，保留一部分，下一頓開水衝服。
“下崗連同丈夫的職能一起下，當年妻子提出離婚。女兒上大學，無錢，賣房。一套買價4萬元的商品房，3人均分，我不賣，繳不起學費。
“印務廠建住房2次，第1次論資排輩，我沒份，第2次規定夫婦不在同單位的沒戲，但老廠長、保衛科長、行政科長與我同一係列，他們卻分到公房。
“社區辦理低保戶，我受到‘保護’，每季720元，另加120元水電費，今年發1500元房租。副縣長組織無房戶開會，三四十人參加，我希望提供廉租房，但人多，輪不到。
“養老保險費下崗後續繳2年，累計應是25年，但失業證上卻是23年。我隻能顧到眼前，管不了將來。”
他留給我手機號碼，希望以後再聊。這一席話烙在我的心底，渴望養尊處優的下一代也能聽到。我選擇“低收入人群調查”的教學課題，邀他來作報告，撥打他的手機，不通，找他上班的地方，不見人，留下的是一片遺憾。
2 錢袋捂得很緊
11月24日，找到職工指點的穆通人的住所，敲開門，允許我進入。看過我的工作證，他動情地說：“今天有人來調查，我要一吐為快。”我有點詫異，在我的采訪經曆中難遇這種豪放派人物。
他不觀察我的表情，一味往下說：“我1969年進廠，1985年我們同批的魚木祿當廠長，業務興旺，1993年在南郊買地14畝，建造廠房，打算搬遷。投資過大，資金短缺，魚廠長退縮，向工業局申請辭職，不允，再次申請，批準。”
12月4日下午，拜訪吉生洋，他退休在家，放開與我聊：“1965年當兵，1971年進廠，負責裝訂、機修。在計劃經濟年代，統得很死，利潤上繳，花錢上麵批，獎金也這樣。水晶標牌其他廠不敢上，魚木祿更不敢，我勸他，上新項目工業局撥資金，會承擔責任。產品開發成功，第一年利潤60萬元，魚廠長重心轉向此，對印刷業務反而放鬆，沒有做大印書業務，報表、信封之類‘零件’卻不放過。
“我廠前期發展與時俱進，印書質量全市第一。圓機改平機，其他廠來參觀學習。小彩印趕在前頭，設備從上海調來，不必付錢，都是國營單位。單色膠印處於前列，雙色機與鄰縣一起上馬。到改製時我廠卻落後，鄰縣‘小字輩’改進設備，承接大量印書業務，後來居上。”
我問他當時是否可以救藥，他很有信心：“我建議賣地款大部分用於購置四色機，部分用於營業房改造，開辟商場，兩條腿走路，能夠複興。沒有四色機，質量不保，業務枯竭。
“魚廠長無力回天，一心想調動，以為10多年廠長，不會沒位置安排。
“我們是積累的一代，魚木祿錢袋捂得很緊，我妻是建築公司會計，獎金高，我向魚提議，放鬆錢袋。他仍陷在傳統的套子裏，發點錢，手發抖，不停地說：東西大家發，牢房我一人坐。想不到，現在的一切集中到聯營者手中。”
2008年1月11日，見柯牙羊的印刷廠增添一張新麵孔，認準是她本人。這是第4次找她，終於有結果，內心泛起一陣喜悅。問改製事，她要我去問金宗木和新廠主。詢問其他事，她答有買斷工齡錢，國家規定的，其他人也不會少。老廠拆除時離開，新廠沒去。問股金，回答不清楚。問下崗人經營免稅情形，她說靠勞動吃飯，要免也煩。再問，她要我到宿舍區，那裏有老廠長、書記、退休工人，可向他們提問。
我自知沒趣，但不能麵對冷遇就退出，下不了台階，強作精神，聊幾句，緩緩退出，表示不膽怯。有人已經提醒我，不必采訪，她的先生在職能單位，有自建房，非一般群體。我不聽勸阻，非要碰碰運氣不可，因她是監事會成員，“藏品”多，萬一成功，收獲頗豐。事實正像提醒者所料，我撞得灰頭灰腦，但仍認為正常，不可能一帆風順。數月後，一位商場熟人邀我寫材料，他勸我非至關重要的人沒有采訪的必要，像柯牙羊，他的自建房出現在我《失地農民調查》一書中，是批評對象，人家耿耿於懷。至此，我恍然大悟，原來如此。
3 啃到骨頭
2007年6月20日，又接到王中花的電話，她再次請來一人。仍在那個小“密室”，見到一位60開外的老工人，他問我是否黨員、曾在何處工作過，知我不是“紅色”人物，有點失望，但拒絕又怕傷害我，還是履行使命。
他一開口就對國有資產流失深為不滿，對現實頗有評議，拋出一串順口溜，記下隻3句：“下崗職工數不清，工人階級苦菜花，農民伯伯自由花，”對南郊的土地廠房，話中充滿感情，“廠房堅固，承受壓力150公斤/平方米，金宗木廠長一上任，賣變為零花錢，用完又找合資人，要成立3方聯營公司，股東不同意，卻在暗中簽約。怕失去控股權，通知職工放棄股份，他收購，違反公司章程的時限。”
事後查閱，章程的第39條規定：“股東在購買企業股份後，2年內不得轉讓，股東向企業外人員或本企業轉讓部分或全部股份，需經董事會同意方可轉讓。”他了解章程，能夠說出理由。
談到此，他從褲袋裏慎重地撈出一紙，是一份《聲明》，我想拍攝，他拒絕，隻同意手抄，內容如下：
（一）根據公司章程，未經公司股東大會討論通過的一切擴股、退股、股份轉讓都是無效的，我們不予承認。
（二）公司資產不經過公正審計、評估，並進行公開合理的資產量化，我們堅決反對3家合資。
（三）3家合資前都必須經過公正機關，公開合理的資產評估，並出具證明，連同合資協議等資料交股東大會討論表決。
（四）沒有把離退休職工及部分老職工的養老金、醫療保險金及生活出路安排好，我們不同意簽約。
部分股東職工
1998.7.11
11月24日，有人提到滕國旺，我頗感興趣，走進他與女兒經營的家庭式印刷作坊。他正忙，等數小時，停下機器與我交談：“對於老廠的覆沒，全體職工都不能接受，老書記要我起草上潢信，我擬就一份，事實部分如下：
金宗木廠長上任不到半年，出賣南郊剛裝潢完畢的廠房，後又以擴大生產需要為由，在北郊物色土地建廠房，既然如此，何必出賣原南郊的土地廠房。在聯營股本中，我方210萬元，私營公司390萬元，對方隻是一塊荒地，買進時僅10多萬元。我廠何止210萬元，以當時價格計算，老廠區土地加廠房500萬元，營業房270萬元，設備200萬元，總資本近1000萬元。
南郊14畝土地，賣價沒有公開，工人探知為360萬元，入賬310萬元，50萬元不明不白。老廠廠房密度高，仍在雞籠裏造廠中廠，大搞裝潢，廁所也不例外，完成後被拆，建造商品房。還買小車享受，將魚廠長留下的子孫飯耗盡。另有小金庫，收入來自紙邊料、營業房租金，至聯營時應有三四十萬元。同樣不明不白。
老書記怕事，說要到外地投寄，抗爭不了了之。大家的事大家有份，也大家無份，我廠走上一條不歸路也屬自然。”
11月底的季節晝短夜長，長夜的帷幔已經拉下，隻得分手。
12月4日，登臨藍生嶽父家，沒有撲空。有人說藍生是印務廠的董事，采訪他可以獲得聯營的實情，他沒有回避：“金宗木廠長缺資金，我融資，他感激，進入班子。改製時選董事會，3人出錢約5萬元‘買’選票63張。他們想上一位女子，撇下我，我偏不退讓，任副董事長。
“沒有見到聯營協議，章程也沒見，金宗木私下簽訂。我與他爭論，他解釋負擔重，我講職工有能力經營。關習道在旁，發牢騷，反對聯營。關是實力派，徒弟眾多，舉足輕重。我約關在公辦室主任家碰頭，共商‘大事’，決定獨力支撐，借錢經營，9間營業房一次性收取租金，增加流動資金。次日下午金宗木得知我們的密謀，做關的工作，又打電話給縣負責工業的領導。關變卦，倒向金，5個董事，隻剩我與辦公室主任，反對無效。搬遷前，我要求開股東大會投票，因退休人員移交問題已落實，失去老資格人群的支持，又反對無效。
“聯營開始，我有副經理的頭銜，但堅持要走，理由是不適應私人老板。享受買斷工齡的‘優惠’，廠方要求不可向外人張揚。股金同時退回，幹幹淨淨走出。
“財務賬目與其他資料燒過，無跡可查。”
問他再就業情況，他簡單地回顧一下：“到四川從事食品業務，現改為印刷業務，材料今年漲10%，成品沒漲，經營不易。”
他身邊放著公文包，問他是否要出門，他點頭作答，我立即起身，以免“妨礙公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