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一再追問下，那個大姐終於支吾道：“那張床上死過人！”
一聽這話，我不由大吃一驚，心都“怦怦”地亂跳起來，恐懼地望著那張床。在我們老家，死過人的床要扔到外麵晾很久，去過晦氣才能再拿回家的。可這張床厚厚的灰塵表明，並沒有被扔到外麵去過晦氣。而我一來就選中這種床，真的是好不吉利。
原來，以前睡在那張床上的女孩才隻有１７歲，進廠不到一年就死了。進廠時因為年齡不夠，還是拿她姐姐的身份證。女孩進廠時還算胖，隻是不愛講話。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她就開始變瘦，人很快就瘦成了麻杆。很多人勸她去醫院看病，她都沒去，不是不想去，實在沒有錢。一般的打工者都是這樣，都小病硬扛著，大病就回家看，如果實在花錢太多，回家也隻能等死，誰有錢去醫院呢？她其實身上也沒有別的地方疼痛，隻是感覺渾身沒有力氣。誰知在連續一個月的大趕貨時，她就暈倒在工位上。保安趕忙將她送到醫院，但走到半路就斷了氣。
李梅聽到這裏己渾身發抖，恐懼地問：“那，廠裏賠錢了嗎？”
大姐苦笑一聲：“賠什麼錢？她是病死的，又不是工傷死的。不過，聽說廠裏還是補了她兩個月工資，差不多兩千塊錢吧。後來聽人說，她這是‘過勞死’。”
我求助地望著大姐，結結巴巴地問：“那，那我該怎麼辦？”
大姐果斷地說：“搬到那張上鋪去。”
雖然對那張床甚至連鋪在那張床上的席子和蚊帳都充滿了恐懼，好在屋內還有三個人，我還是鼓起勇氣，抖抖索索地把鋪蓋解下來放在另一張上鋪上。那張上鋪正好和李梅的床鋪頭挨頭。李梅也是臉色蒼白，不想再住那個上鋪。但總歸不是那張床，屋內也沒有其它的空鋪了，隻好忍了。
那個第一次提醒我的女孩叫朱素貞，朱素貞叫那位大姐為紅姐，我們也跟著叫紅姐。我搬床鋪時，朱素貞躲進蚊帳裏化了淡淡的妝，還換了一件胸開得很低的連衣裙，外麵套了一件工衣就匆匆出去了，很急的樣子。我小聲問紅姐：“她是不是拍拖了？”
紅姐不屑地撇了一下嘴，神秘地說：“不是，時間長了你們就知道了。”
朱素貞之所以沒有去車間加班，因為她是查衫，比較好請假。紅姐是清潔工，所以吃飯時間可以有一個小時休息。其他宿舍情況也類似，隻間或看到很少的幾個人在偌大的宿舍前走動，整層乃至整幢宿舍樓都還算安靜。紅姐說，這是因為最近針織一廠趕貨，她們上的是直落班。所謂直落上班，就是早上去上班時打一次卡，晚上下班時打一次卡，中午和晚上吃過飯她們就不回宿舍了，而是直接進廠區。雖然大多是計件工資，工資隻按做出件數的多少來定，但倘若遲到或沒到廠裏統一規定的下班時間早退，還是要被扣工資的。
紅姐很健談，對廠裏各種掌故如數家寶，這也難怪，她己經在這個廠做了五年了。本來是車位，去年在工位上暈倒才托關係轉成清潔工的。說到這裏，紅姐歎了一口氣：“我老了，哪裏象你們，年輕就是好。”
我安慰她：“你也不老呢。”
紅姐忽然問：“你們猜猜，我多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