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的幾何學方法強調的是清楚、明確、係統的論證。而此種清楚、明確、係統的論證也必須借助於同樣清楚、明確、係統的語言來表述、分析或論證。思想的明確、清晰是古希臘哲學思想的最大特色。
當然，古希臘哲學思想中也同樣不乏神秘主義色彩。但清晰、明確的思想與神秘思想可以並存於古希臘的哲學思想係統中。他們盡其所能，極力追求明確、清晰的思想，凡是能夠講清楚的，他們絕不含糊。由於首先能夠得到清晰、明確的論證或表述的是自然萬物，所以自然科學就此得到長足的發展。關於社會發展、演變的思想雖然遠不及自然萬物那樣明確和精密，但是人的理性的成熟和發展，卻也構造出了不少揭示社會性質和結構分析的理論。於是，社會科學緊隨著自然科學之後不斷成長和成熟起來。以數學模式來精確地處理經濟問題、金融問題便是顯著的例證。人文學科也同樣在理性的關注之下慢慢地培育發展起來，心理學、人格學、情感學等學科也在不斷地繁衍滋長。同理，在西方，即便是信仰的上帝，同時也可以是認知的上帝、知識的上帝。中世紀的教父們努力地把希臘的“知”與希伯來的“信”統合起來，以為信仰奠定學理性的基礎，從而借助於學術發揚出信仰真理的力量。托馬斯·阿奎那就試圖將對上帝的信仰建築在理性知識的基礎之上。他提出了關於上帝存在的五種論證。如他從事物的運動、因果關係、可能性與必然性、完善性和目的性等方麵對上帝的存在做了盡可能詳盡的理性論證。雖然他提出的五種論證在哲學理論上充滿著種種的困難，有的論證在今天看來甚至是荒謬的，但有一點卻是非常清楚的，即他在積極地運用理性的思辨來為上帝的存在尋找理性知識的根據。正因如此，所以我們可以說，羅馬天主教在中世紀的貢獻，就在於使理性與信仰結合起來。信仰在引導人類的生命，而理性則為信仰提供知識基礎。[1]成熟而健康的信仰不是任意妄為，而是有著理性知識基礎的。
上麵的簡單回顧，就令我們看出，西方文化走著一條充分理性化的道路，哲學家和其他研究領域內的思想家都在積極地提倡和努力運用理性來研究自然、社會和人生。於是，我們看到，關於自然、社會和人生的種類繁多的學科和教科書絕大多數都出自西方思想家之手。
不可否認的是，西方也有著不同於理性的分析方法的思想家。如柏格森對於直覺的不遺餘力的提倡。但是，柏格森本人的困境在於，他本人在闡述直覺及其方法論的時候，也不得不利用清晰的語言來告訴我們直覺及其方法論究竟是什麼樣的東西，它與科學的或分析的方法之間究竟具有什麼樣的性質上的差異。當柏格森如此思考的時候，他顯然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也是貼著理性思考的邊緣行走。
[1] 參見鄔昆如：《人生哲學》第四章“教父世代的人生哲學”、第五章“中世紀的人生哲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