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臨如此性命攸關的選擇，我想，李斯的內心一定有過翻江倒海的激烈鬥爭。
司馬遷在《史記·李斯列傳》中記載了趙高與李斯兩人意味深長的對話，從中頗能窺視到李斯當時複雜矛盾的心理活動：
趙高對李斯說：“始皇帝逝世，賜給長子詔書，立為繼承人。詔書還沒送出去，現在皇帝逝世了，賜給長子的那份詔書和皇帝符璽都在胡亥那裏。現在，確立由誰繼承大統，取決於你我了。”
李斯聞言誠惶誠恐：“你我二人深受皇帝恩寵，你怎麼能說出這種不是人臣該說的話？”
趙高不急不慌，胸有成竹，緩緩問道：“你自己估計，你的能力和蒙恬相比怎樣？功勞大小和蒙恬相比怎樣？謀慮遠大而沒有失算和蒙恬相比怎樣？跟天下沒有仇怨跟蒙恬相比又怎樣？”
李斯說：“何須相比，我在這幾方麵都不如蒙恬，但這與你的話題又有什麼關係呢？”
趙高說：“我本不過是宮內一個奴仆，幸而憑著公文書寫能力進入秦宮，管事 20 多年了，沒曾見秦朝任免的丞相功臣有持續受封兩代的，最後都是被殺身亡。一朝天子一朝臣，如若長子扶蘇繼位，則必用蒙恬為丞相，你別指望還能帶著通侯印綬榮歸故裏。我接受命令教育胡亥，數十年下來，我最了解他的為人處世。他慈祥仁愛，忠實厚道，沒有伴君如伴虎之憂患。秦各位公子沒有比他更適合的繼承人了。我希望你慎思之，拿定主意吧。”
李斯說：“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李斯還是試圖堅守自己的道德底線。
趙高進一步曉以利害說：“平安可能轉為危險，危險可能轉為平安，不能控製安危，要超人智慧有什麼用？”
李斯說：“我李斯不過上蔡民間一個平民，皇帝加恩把我提拔為丞相，封為通侯，蔭及子孫，皇帝把國家安危存亡的重任托付於我，我怎能辜負皇恩呢？人臣要恪守各自本分，希望你不要再說了，再說就是讓我犯罪了。”
不敢再讓說下去，本身已經流露出內心的動搖，耳不聞心仍靜。
趙高繼續著勸解工作：“聖人者能審時度勢，順應變化。月暈而風礎潤而雨，透過現象就知道本質，觀察動機就知道最終目的。事物本來就是這樣遷徙轉移，哪有一成不變的道理呢？現在天下的命運操在胡亥手裏，我們要察言觀色體會胡亥的心意。秋霜下降，草木花葉就要墜落；冰解水流，萬物就要生長。這是必然的效應呀。你怎麼對形勢的判斷這樣的遲鈍麻木呀？！”
李斯說：“我聽說晉國更換太子，三世不安定，齊桓公時兒子兄弟們爭立，桓公死後，陳屍 67 天才得安葬。紂殺親屬，不聽勸諫，都城變成廢墟，國家終於滅亡。這三件事違背天意，搞得宗廟都無人祭祀。我是個堂堂正正的人，怎麼能搞這種叛逆陰謀呢！”
趙高說：“上下一條心，才可以長保富貴，而你我一致，事情就不會敗露。你聽從我的計謀，就能長保通侯的爵位，代代相傳。如若現在還想縮手回頭放棄不幹，已經來不及了，災禍可就要連累子孫。你可要好生掂量：‘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趙高既然說出了陰謀，就已然是如箭在弦，開弓沒有回頭箭了。於是，圖窮匕見，露出了不容違逆的凶相。
李斯畢竟是識時務的俊傑，他權衡利害仰麵長歎：“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讬命哉！”於是，李斯聽從了趙高的意見。
蘇東坡在《隱公論》一文中說：“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李斯聽從趙高的主意並非出於本意，但在對自己利益的斟酌權衡中，還是“勉而聽高”，上了賊船，最終落得“具斯五刑，論腰斬鹹陽市”，整個家族跟著受牽涉而禍及三族。
蘇東坡在文章的結尾處寫下這樣的感慨：“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蘇東坡對李斯的命運做出這樣的假設：如果李斯得知趙高的陰謀，立即召集“六師”，誅殺趙高而迎回扶蘇，則功莫大焉，豈不相位更加鞏固？蘇東坡想不明白：以李斯輔佐秦始皇之才，怎麼竟會如此下愚？豈不哀哉！
司馬遷大手筆，這段精彩的對話，把趙高的曉以利害、步步緊逼和李斯的首鼠兩端、退無可退的心態描繪得活靈活現。
薩特有一句名言：“選擇即自由。這是一個明朗得有點讓人傷感的命題。因為我們看到：在選擇背後，‘個人’支配的意識是如此稀薄。”存在主義的鼻祖克爾愷郭爾寫過一篇著名的哲學論文《非此即彼》。“非此即彼就是不能亦此亦彼”，這是存在主義哲學家最早提出的人類選擇中的兩難困境。存在主義哲學認為：“我們是在比較中選擇比較好的。”這就有了“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意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存天地，人人都受製於自己生存環境的種種矛盾糾葛之中，無法超脫，無法回避。
一枚錢幣拋到天空，落下來時已然決定了命運。有時看似選擇，其實是自古華山一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