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任丞相期間,還幫助秦始皇統一了華夏的文字。中國的文字從新石器時代彩陶刻畫文字的萌芽,經過商代的甲骨文和西周的金文,發展到春秋戰國時期,經曆了一個漫長的演變和發展過程。戰國時代由於群雄割據,“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因而出現了“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的現象,使這一時期的漢字形體產生了地域性的差異。原本表達同一意思的字,寫法上卻往往齊秦有異、燕趙不同。因此,必須確立一種統一的官方文字。許慎的《說文解字·敘》記載:“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李斯擅長書法,奉秦始皇之命,將大篆字體刪繁就簡,整理出一套筆畫簡單、形體整齊的文字,叫作秦篆,這就是秦統一文字小篆的由來。秦始皇看了這些新書體後,很滿意,於是就把它定為標準字體,通令全國使用。當時,人們對小篆的結構不太熟悉,很難寫得稱心如意。李斯就和趙高、胡毋等人寫了《倉頡篇》《爰曆篇》《博學篇》等範本,供大家臨摹。李斯又推廣一個叫程邈的小官吏創造的一種書體,進一步簡化了篆書屈曲回環的形體結構,形成新的書體——隸書。從此,隸書便作為官方正式書體,始於秦,盛於漢,直到魏晉楷書流行才漸被取而代之,但作為書法藝術,篆書、隸書因其獨具一格,深受後人喜愛。中國書法四大書體真、草、隸、篆,隸、篆占其半壁江山。魯迅先生稱讚李斯的統一文字:“然子文字,則有殊勳。”他的書法“小篆入神,大篆入妙”,被稱為書法鼻祖。
李斯任丞相期間,還統一了度量衡。秦統一之前,中國的度量衡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各國諸侯按照自己的喜好,製定了不同的計算單位和不同的計算進製。這種複雜多變的度量衡,是政治割據社會的產物,大一統的秦王朝建立後,成為影響秦王朝經濟交流和發展的嚴重阻礙。在李斯的組織實施下,把度製以寸、尺、丈引為單位,采用十進製計數;量製以合、升、鬥、桶為單位,也采用十進製計算;衡製則以銖、兩、斤、鈞、石為單位,24 銖為一兩,16 兩為一斤,30 斤為一鈞,4 鈞為一石固定下來。為了有效地統一製式、劃一器具,李斯又從製度上和法律上采取措施,以保證度量衡的精確實施。幾千年來,李斯任丞相期間製定的度量衡,在此後的朝代更迭中大同小異,一直沿用至今。
李斯任丞相期間,在交通方麵也有“修馳道、車同軌”這樣的大手筆。龐大的中央集權要想在遼闊的疆域上政令暢通,物資交流便利,就必須改變以往的交通條件。李斯建議讓全國的車軌統一,並在全國範圍內修築馳道。李斯以京師鹹陽為中心,陸續修建了兩條馳道,一條向東通到過去的燕齊地區(今河北、山東一帶),一條向南直達吳楚舊地(今湖北、湖南、江蘇、浙江等地)。這種馳道路基堅固,寬 50 步,道旁每隔三丈種青鬆一株。後又修築“直道”,由九原郡直達鹹陽,全長 1800 餘裏。又在今雲南、貴州地區修築“五尺道”,以便利中原和西南地區的交通。在湖南、江西一帶,修築攀越五嶺的“新道”,便利通向這兩個地區的交通。就這樣,一個以鹹陽為中心的四通八達的交通網把全國各地聯係在一起。同時,為與道路配套,李斯還規定車軌的統一寬度為六尺,以此保證車輛的暢行無阻。現代經濟學認為,要致富先修路,交通是發展國民經濟的先行官,而早在 2000 多年之前,李斯已經高瞻遠矚地具有了這樣超越時代的先進觀念。
在秦始皇最後一次出遊,也就是命喪沙丘之前,李斯向秦始皇上了最後一道重要的奏折:廢除秦以外沿用的六國貨幣,在全國範圍內統一貨幣。司馬遷《史記》記載:“始皇三十七年(前 210),複行錢。”秦統一中國後,流通結算的貨幣,依然沿襲過去的形式。市麵上布幣、刀幣、貝錢、圓錢等六國貨幣混合使用,市麵十分混亂。因此,統一貨幣及結算製度,把貨幣鑄造收歸國有,便成了當務之急。在李斯的主持下,貨幣規定了以黃金為上幣,以鎰為單位,每鎰重 24 兩,以銅半兩錢為下幣,1 萬銅錢折合一鎰黃金,並嚴令珠玉、龜、貝、銀、錫之類退出流通,僅可作為裝飾品收藏。把貨幣的鑄造權收歸國有,私人不得鑄幣,違者定重罪。李斯此舉被後世認為是中國經濟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李斯當初所主持鑄造的圓形方孔的半兩錢(俗稱秦半兩),因其造型設計合理,使用攜帶方便,一直使用到清朝末年。
綜觀李斯的這些作為,可以這樣說,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當中,名相重臣比比皆是,累世之功不乏其主,但大多不過功在當朝,時過境遷煙消雲散,而李斯幾乎所幹每件大事產生的影響都延及千年,蔭及後代,以至司馬遷在《史記》中這樣評價李斯:“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司馬遷認為,如果李斯不是因為一念之差誤上賊船,其功績直可以與周公、召公相媲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