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這是對宋徽宗的極大誤讀。
宋徽宗出身帝王之家，從小耳濡目染了宮廷內君臣間的猜忌和防範，在利用和控製上很是少年老成，有著十分高超的馭臣手段，對權力的製衡和駕馭，可以說是若即若離，達到很高的政治境界。從宋徽宗即位伊始，請向太後垂簾聽政，以清除權相章惇盤根錯節的勢力一節，即可見他韜光養晦，借刀殺人不見血，於無聲處聽驚雷駕馭政局的手段。
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史，由於權力的性質所決定，皇權與相權一直是一對此起彼落、此消彼長的矛盾對立體。兩者時刻充滿著猜忌犯忌，相互利用、相互防範。到宋朝，這一矛盾愈演愈烈，變得更為尖銳，以至到明朝開國，朱元璋為防備相權尾大不掉，幹脆取消了宰相這一職位，形成皇權獨攬。
宋朝，皇權與相權的交鋒集中表現在“異論相攪”一說。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一三記載，宋真宗曾說：“且要異論相攪，即各不敢為非。”宋真宗任用寇準，就是對“異論相攪”的最好闡釋和運用。皇帝蓄意讓政見相左的大臣同朝誶政，以起到互相監督、互相牽製的作用。臣下的相持不下隻得聽憑皇上裁奪，有利於皇帝對臣子的控製，既加以利用，又便於各個擊破。
徽宗對其祖宗遺訓，可謂心領神會，無師自通，實行所謂“邪正雜用”。他在親政之初，舊黨韓忠彥、新黨曾布並相，以便相互製約，即典型的“異論相攪”。此後在宰執內部權力之爭始終相當激烈，在一定程度上出自徽宗人為。蔡京盡管最受寵信，仍然受到徽宗的猜忌與防範。徽宗“知京不可顓用，乃以張商英、鄭居中輩敢與京為異者參而用之”。蔡京獨相期間，徽宗先後指使張康國、侯蒙等多名執政“密伺京所為”。當時任何宰執都處於徽宗及其耳目的監視之下。
從史典或筆記的記載中，多處見宋徽宗對“異論相攪”駕輕就熟的純熟運用。
《宋史》卷三五一《張康國傳》記載：張康國曾被定為元祐黨籍，“徽宗察京專愎，陰令沮其奸”。宋徽宗試探性地問張康國，蔡京“何如人”？張康國小心地回答：“使京能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上（徽宗）頷首，且使密伺京所為，蓋嚐許以相。”
《宋史》卷三五一《鄭居中傳》記載：大觀以後，鄭居中與蔡京不和，宋徽宗借他們之間的矛盾來了解蔡京的情況（“政和中，再知樞密院，官累特進。時京總治三省，益變亂法度。居中每為帝言，帝亦惡京專，尋拜居中少保、太宰，使伺察之”）。
《曲洧舊聞》卷八《徽宗憐韓師樸》記載：崇寧初，為了打擊元祐黨人，“凡在籍者例行貶竄，獨師樸（韓忠彥）得近地。京諷台諫言之，上終不從”。蔡京多次想排擠韓忠彥，但宋徽宗恰恰就是看中了他與蔡京之間的“異論”，“益喜其不與京同”。
《長編紀事本末》一書在《蔡京事跡》中記載了禦史中丞王安中的一件事：宣和初年，王安中上疏彈劾蔡京。當時，蔡京很是激起滿朝大臣的反感。宋徽宗看過奏折說：“誠如卿言”，“當為卿罷京”。然而，蔡京“內交於近昵，密知之”。於是蔡京的兒子蔡攸“盡率弟子見上，泣且拜”。徽宗說：“禦史中丞白紙黑字寫在那裏，我有什麼辦法呢？”蔡京一看問題嚴重了，親自出馬，“叩頭泣拜於榻前曰：‘告陛下，莫令王安中言臣。’重複懇祈，更無他語”。“上（宋徽宗）寬慈惻然，許之。”於是，一紙禦筆行事，將王安中由禦史中丞調任翰林學士。禦史中丞是言官，上奏諫書是本身職責，而翰林學士越職言事是要受到處罰的。據《宋史》卷四七二《蔡京傳附子攸傳》記載：禦史中丞王安中彈劾蔡京，完全是秉承宋徽宗的旨意（“帝將去京，先逐其黨劉昺、劉煥等，使禦史中丞王安中劾之”），但是隨著事態的進展，宋徽宗權衡利弊又改變了主意，不讓禦史再彈劾蔡京了（“上為遷安中翰林學士，又遷承旨”）。從這一事件中，君王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手段可見一斑。官員的升遷罷免，雷霆雨露皆君恩，全是出自皇帝的金口玉言。
從以上幾個細節可以看出，大臣之間的不和，背後都有皇權之手在其中操控。宋徽宗正是利用臣下之間的矛盾，他才便於隔岸觀火，左右逢源，相權與皇權控製與反彈、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矛盾一直此起彼落。
同為“六賊”之一的王黼，其升降浮沉也頗見皇權與相權爭鬥的實質。
王黼與蔡京爭權，因利用了蔡京父子之間的矛盾，與蔡攸聯合起來對付蔡京，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終於成功地把蔡京逐出朝堂，王黼如願以償地坐上了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