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東都事略》卷一○六《王黼傳》載：“徽宗待遇日隆，恩殊異於他相，名其居閣為‘得賢治定’，為書‘載賡堂’‘寵光亭’以下凡七榜。有玉芝產堂柱，徽宗幸其第，置宴觀之。梁師成與黼連牆，穿便門往來，黼以父事之，每折簡必稱為恩府先生，徽宗過之，始悟其交結狀，由是黼眷稍息，乃拔白時中、李邦彥共政，以分其權。”王黼雖然得寵，權勢一度空前絕後，而宋徽宗一旦發現他與梁師成深相交結，“黼眷頓熄，尋命致仕”，馬上觸犯了皇權的禁忌，恩寵頓息，令其致仕。
統治者對朋黨的警惕曆來敏感。真宗對宰相曰：“聞朝臣中有交結朋黨、互扇虛譽，速求進用者。人之善否，朝廷具悉，但患行已不至耳。浮薄之風，誠不可長。”（楊仲良《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四四）乃命降詔申警禦史台糾察之。所謂“異論相攪”，就是說封建帝王不怕你一盤散沙，就怕你鐵板一塊，形成針插不進、水潑不入的獨立王國，相權尾大不掉侵害到皇權。
宋徽宗年間，蔡京與童貫、鄭居中、王黼等既相互援引、相互利用，又同床異夢、矛盾重重。他們之間的內耗削弱了蔡京的政治勢力，但從另一角度而言，正是宋徽宗“異論相攪”理念的成功運用。
《水滸傳》中有句民謠：“但知有蔡京，不知有朝廷。”似乎蔡京已經淩駕於三省六部之上，宋徽宗被架空，被視為昏君，成為一個傀儡。其實，宋徽宗盡管花天酒地奢靡無度，但手中的皇權始終沒有虛化，他將大政決定權和宰相任免權牢牢地握在手中。宋徽宗在位 26 年，更換宰相 13 人，宰相任期一般極短，大多不到 2 年。其中，劉正夫任期最短，僅 7 個月；何執中、王黼任期較長，也無非 6 年左右。蔡京最得寵，前後累計任相時間最長，但徽宗仍先後 4次將他罷相。而且蔡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蒲伏扣頭，無複廉恥”。可見，蔡京權勢雖大，但在宋徽宗麵前，“含垢忍恥以偷嬉宴”，不過是個看人臉色行事的奴才而已。
從宋神宗到宋徽宗，北宋的皇權一步步走向強化。如果說宋神宗與王安石君臣間還反映著共治天下的一種較為平等的關係，這從王安石的兩次主動辭相和司馬光拒絕樞密副使的任命可得印證。宋神宗時代的士大夫尚有著獨立的人格和操守，作為對立政敵的王安石抑或司馬光，都不願意為了迎合皇帝而放棄自己的政治主張，但到宋徽宗年間，整個士大夫階層完全呈犬儒化傾向，眼睛隻盯著皇權手裏的烏紗帽和肉骨頭，隻剩下磕頭搗蒜、搖尾巴的份兒。
“異論相攪”作為皇權的馭臣手段，其弊端顯而易見。監督製約成為變法的掣肘，成為阻礙除舊鼎革的力量，任何人上台後都無法甩開膀子幹。範仲淹慶曆新政和王安石熙寧變法的失敗，從表象上看是由於觸犯了部分官僚的既得利益，受到了誣謗而功虧一簣，但深層原因還是反映出皇權對相權既離不得又信不過的首鼠兩端。在封建皇權體製下，所有改革變法的嚐試都逃脫不了失敗的宿命。
北宋末年，蔡京等朝廷命官的升遷謫貶，都是由宋徽宗個人意誌所操縱。從表麵上看蔡京集團權勢熏天，為所欲為，但實際上“莫不是備左右趨奉的一等庸人”。無論是蔡京，還是王黼、童貫以及其他“六賊”，徽宗始終將他們牢牢操控在自己的股掌之中，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他們隻能仰仗皇權的鼻息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封建專製獨裁下的皇權與相權的關係是一種付出與回報的契約關係，官僚依據自己對皇權的依附及諂媚，獲得回報。韓非子形象地把這種關係比作“雇主與傭耕者”的關係。在人屋簷下，不得不低頭。當所有人的利益和地位全都取決於皇帝的意誌時，要求產生出不逢迎討好、不圍著皇帝好惡打轉的官員，無異於癡人說夢。這一模式也決定了中國封建王朝中，相權對皇權的依附。皇權的恣肆無拘正是豢養蔡京一類奸臣的土壤。
蔡京以其卓越的政治手腕、經濟才幹和行政能力，在討好逢迎上做得尤其出色，於是也就成為危害最大的巨奸。宋徽宗對蔡京看得非常透徹，既看到了蔡京的聰明能幹，也看到了蔡京的投機、聚斂；既看到了蔡京出眾的才華，也看到了蔡京的諂媚、鑽營和狡詐。蔡京與宋徽宗兩人的關係，正是相權與皇權某類模式的形象寫照。
通過蔡京的人生軌跡，我們可以透視蔡京的“人之初，性本善”，是如何在不斷獻媚皇權的過程中明珠暗投，終至為虎作倀。
李瑞華在《王安石變法的再思考》中說了這樣一番話：“王安石變法的最後走向，對於懷抱理想的北宋士大夫們來說是一種失敗，他們不僅沒有通過變法建構起理想的社會秩序，反而成就了專製主義皇權，他們中相當大的一部分人也從與皇權‘共治天下’的參與者而淪為皇權的附庸。”
在皇權專製的框架中，任何對經濟改革變法的嚐試都猶如獨翼之鳥、單輪之車，無論一時取得如何的輝煌和成功，最終隻能落個車毀鳥墜，與初衷相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