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手詔群臣，說了一番冠冕堂皇之言：“功成不居，歸美顯親之心。”意思是說自己不會居功自傲，目前所取得的這一切，都是繼承先祖遺誌的成果。但話語聽聲，鑼鼓辨音，字裏行間的謙遜說辭，難掩內心的誌得意滿、功成名就之心：“遵學校養士之法，而申之以鄉舉裏選之政；追董正治官之誌，製定名位，訓迪文武之秩；紹均輸裕國之製，懋遷有無，阜通山海之利；乘常平羨餘，以惠養鰥寡，使民養養生送死無憾；嗣開拓武功，以柔遠辟……聲名文物於是大備。”（劉琳：《宋會要輯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從宋徽宗所列政績，擴土寧邊武功勝過漢武帝，靖國安民文治超越唐太宗。
1113 年成為一個節點，預示了一個王朝的“日中則昃，月盈則食”。
宋徽宗即位之始，也曾節儉勤政。1100 年，宋徽宗對曾布說：“禁中修造，華侈太過，牆宇梁柱，塗金翠毛，一如首飾。又作玉虛，華侈尤甚。”感覺宮殿修建得太過奢侈豪華，於是下令將其拆毀。1102 年 5 月，後苑修造殿宇用了金箔 51.7 萬片。徽宗責備說：“用金箔以飾土木，一經靡壞，不可複收，甚亡謂也。”（陳均著、許沛藻、金圓、顧吉辰、孫菊園點校：《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五，中華書局 2006 年版）對提出這一規劃的內臣重加責罰。
宋徽宗即位之始，體現出一個明君的嚴以律己，對於宮殿的過分侈靡營造，有意識地抑製，但隨著皇位的鞏固，尤其是蔡京的茶、鹽、貨幣等改革，將源源不斷的財富聚集到京師，這些堆積如山的物質激發了徽宗追求享樂的本性，開始盡情肆意揮霍。
宋徽宗有一次舉辦宴會，拿出禦庫的玉杯、玉卮給眾大臣看，有些舉棋不定地說：“欲用此為大宴，恐人以為太華。”人們會不會認為朕太奢侈了？蔡京猜透了宋徽宗的心思，順水推舟地說：“臣曾出使契丹，他們拿出西晉時的玉盤玉杯在臣麵前誇耀，說南朝沒有。這些東西本就是天朝之物，用它們祝壽並不過分。”宋徽宗還有些猶豫：“先帝作一小台，財數尺。”節儉得很。就這樣“上封者甚眾”，還有人指手畫腳。台諫言官人多嘴雜，我很怕他們的唇槍舌劍，雖說這些玉器已放置很久了，但如果因為重新啟用引起閑言碎語，叫我如何分辯？蔡京進一步為皇上寬心：“事苟當於理，人言不足恤也。”隻要符合祖上規矩，何須怕言官的嘴長毛短。蔡京還引經據典，以《周禮·天官》說事，“惟王不會說”。隻有皇帝所需的一切費用可以不計成本，誰又敢非議皇上呢？“陛下當享天下之養”，陛下身為一國之主，“百蠻洞穴皆王土，萬裏戎羌盡漢臣”，“六合之內，皇帝之土”，天下所有的財富都應該由皇帝一人來享用。“天子至貴也，天下至富也。”既然貴為天子，自然富有天下。“以天下恭養。”顧炎武曾嘲諷地言：“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國家就是皇家，國庫就像你私人口袋裏的物件，還不是隨取隨拿。
《文獻通考》卷二十四《國用通考》載：“徽宗崇寧後，蔡京為相，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糜惑人主。”蔡京經濟改革的顯著特點是聚財於京師。茶引、鹽鈔的印賣權收歸中央，茶鹽收入也不許地方截留。1105年茶法規定，各路榷茶收入除紐計分與轉運司外，有若幹並量添錢數申發運司拘催，赴內藏庫送納。1113 年詔令：“諸路茶鹽錢除有專條及朝廷臨時指定許可外，不得與諸色窠名封樁一例支使，如違，依擅支封樁法。”（《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十二 ）。至此“自一錢以上皆歸京師矣”。（王應麟《玉海》卷一八一《乾德榷茶》）《文獻通考·征榷三》稱蔡京行鈔法，欲囊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曾有好幾次，宋徽宗把印製好的茶鹽購銷憑證拿來向左右炫耀說：“此太師蔡京所與我俸料也。”正因為蔡京能為宋徽宗搜刮財源，所以宮中費用和國家財政都與蔡京的經濟改革綁在一起。言官數次進諫茶鹽法以為民病，宋徽宗也隻能“以用度不足故也”作為拒絕的理由。蔡京 3 次罷相，趙挺之、張商英、王黼先後取而代之，“盡改京所為政”，但結局都因為“反京政而無益於事”，解決不了宋徽宗日益增長的欲望，過不了多久，一感到用錢不方便，就想到讓蔡京複職。
《宋史·蔡京傳》載：“京每為帝言，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蔡京總對宋徽宗講，現在咱國家富裕得很，黃金儲備有 5000 萬之巨。你想“廣樂”還是“備禮”，富足得你完全可以隨心所欲。“每及前朝愛惜財賦減省事，必以為陋”，宋徽宗再提到前朝節儉之事，蔡京都會煽惑：那樣簡陋與泱泱大國的身份不符，會讓人笑話。“京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說，諛悅帝意。”
“豐亨豫大”形容富足昌盛的太平安樂景象。此說出自《周易》，孔穎達《周易·正義》卷六：“豐者，多大之名，盈足之義，財多德大，故謂之為豐。德大則無所不容，財多則無所不齊（一作濟）。無所擁礙謂之亨，故曰‘豐亨’。”《周易》卷二：“豫，剛應而誌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虧得蔡京能運用他的學問，搜尋出這麼個詞來。
王安石變法也曾為國庫積累了財富。王安石對宋神宗說：“今陛下廣常平儲蓄，抑兼並，振貧弱，置官為天下理財，非以佐私欲。”（《宋會要輯稿》食貨四）還說：“陛下但不以此錢供苑圃陂池侈報之費。”（《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三七）可見在王安石變法期間，君臣還是勤儉節約的。宋神宗支持王安石變法，積累巨額財富並不是為自己享樂，而是為了富國強兵，而到了蔡京執政，生財有道積累的財富，是為了君臣無度的揮霍。貧困階層承受著改革需要付出的代價，而改革的紅利卻讓少數人所享用。同樣以變法積聚財富，卻因目的殊異而差之毫厘，失之千裏。蔡京的經濟思想具有很大的功利主義傾向和國家壟斷主義的特點，在此思想指導下所進行的一係列經濟改革必然也帶有很大的功利色彩，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北宋積弱積貧的局麵，反而加速了統治集團的腐化墮落。
《宋史·徽宗本紀》載：“蔡京以狷薄巧佞之資，濟其（徽宗）驕奢淫佚之誌。”就是在蔡京“人言不足恤”的鼓動下，“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為天子之私財”。徽宗君臣追求享樂的貪欲就此如同脫韁的野馬瘋狂地膨脹起來。此欲一開，運花石綱、造萬歲山，又鼓吹陛下以盛德大業，緝熙太平，功成作樂，治定製禮（《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二十七）。“於是立明堂、鑄九鼎、修方澤、建道宮、作大晟樂、製定命寶……大興工役，無慮數十萬。兩河之人，愁困不聊生矣。”（《東都事略》卷一○一《蔡京傳》）
宋徽宗君臣日漸奢靡，朝廷內外凡是請求節儉財用的進諫均遭到打壓。1115 年，為了防止修建明堂的民工消極怠工，宋徽宗親下禦旨：“修建明堂，國之大政，即與前後營造事體不同，應有司官屬，自當竭力奉上，以成大功。”修建亭台樓閣，仍事關國家體麵之大事，官民自應同心協力。1117 年，宋徽宗頒發《誡諭不更改政事手詔》：“挾奸罔上者，於太平‘豐亨豫大’之時，欲為五季變亂裁損之計。……為臣不忠，罪莫大此！可令禦史台覺察糾奏。”我們處於如此盛世華庭富足安樂的時代，卻還要倡導戰亂困難時期束手束腳的治國方針，就是心懷叵測，別有用心了！如此上綱上線，誰人還敢逆流而動？宋徽宗將詔書榜於朝堂，警告那些煞風景反對他花錢的言官。於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成為宋徽宗時期的主調。直至北宋亡國前夕的宣和末年，大興土木之風仍未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