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裁汰冗官成為割削韭菜(3 / 3)

蔡京的官製改革,圖窮匕見,最終目的還是為了自己的專權。一旦大權在手,就把手中的權力當作營私的工具,“以國祿市私恩”。

《容齋三筆》卷十五《蔡京除吏》記載了這樣幾個細節:

政和中,以太師領三省事,得治事於家。弟卞以開府在經筵,嚐挾所親將仕郎吳說往見,坐於便室,設一桌,陳筆硯,置玉版紙闊三寸者數十片於上。卞言常州教授某人之淹滯,曰:“自初登科作教官,今已朝奉郎,尚未脫故職。”京問:“何以處之?”卞曰:“須與一提學。”京取一紙,書其姓名及提舉學事字而缺其路分,顧曰:“要何地?”卞曰:“其家極貧,非得俸入優厚處不可。”於是書“河北西路”付老兵持出。

有一兵齎一雙緘及紫匣來,乃福建轉運判官直龍圖閣鄭可簡,以新茶獻,即就可漏上書“秘撰運副”四字授之。卞方語及吳說曰:“是安中司諫之子,頗能自立。且王逢源外孫,與舒王夫人姻眷,其母老,欲求一見闕省局。”京問:“吳曾踏逐得未?”對曰:“打套局適闕。”又書一紙付出。

少頃,卞目吳使先退。吳之從姊嫁門下侍郎薛昂,因館其家,才還舍,具以告昂,歎所見除目之迅速。昂曰:“此三者已節次書黃矣。”始知國忠猶落第二義也。

此三例即可見蔡京權勢炙手可熱之際,賣官鬻爵、官職私授之肆無忌憚。《宋史紀事本末》記載:蔡京先是利用為皇帝起草詔書之便,“作禦筆密進”,請宋徽宗重新抄寫一遍下達,“謂之禦筆手詔”,“至有不類帝劄者”,群臣敢怒而不敢言。蔡京又以此貲賄官場,“營進之徒,舉集其門”。隻要能送給蔡京錢財,不學無術之人和穿開襠褲的孩童都能成為朝廷命官。當時有民謠:“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蔡京公開賣官鬻爵,官位還有定價:500 貫可以買到一個通判,就是州縣的監察官;花 3000 貫能買到一個直秘閣的官,管理皇家所藏書畫館。

蔡京的姻親胡師文,先是無功被授予肥差發運使,不久又因送錢數百萬緡,被擢升為戶部侍郎。《金瓶梅》中講述的那個山東大地主西門慶,送給蔡京四對祝壽銀人,每座高一尺餘,兩把金“壽”字壺,兩副玉桃環及一件蟒衣,蔡京便封了西門慶一個山東提刑所副千戶,官至五品,從此成為危害鄉裏的惡霸。有個富翁苗天秀,家財萬貫,家人苗青謀殺財主,案發後,苗青輾轉用重金賄賂蔡京,蔡得錢後,命其爪牙另外抓了兩個人處死,了結此案。

上行下效,當滿朝大臣閹宦賣官的同時,各級人事部門也都近水樓台先得月,雁過拔毛,吃過水麵。所謂的官製改革,隻成為一種冠冕堂皇的口號。

《宋史·蔡京傳》記載:隨著地位的提高和穩固,“京既貴而貪益甚”,貪欲是個無法滿足的無底洞。他已領仆射的俸祿,又不放棄兼職的司空寄祿錢,當時官員俸祿都是折支,給的都是實物,如粟、豆、柴草及侍從口糧。蔡京最多時兼任著十幾個官職,於是,多處任職多頭領餉,恨不能生出三頭六臂,四麵伸手。蔡京隻是“入熟狀奏行”,宋徽宗被蒙在鼓裏。

宋朝官吏的俸祿,實行職務的九品十八級製度。由於宋王朝任官實行差遣製,官職分離,各級官吏如沒有皇帝的委任,他就是隻領俸祿而不視事的閑官,叫作寄祿官。如果皇帝派遣到某州某府任職,那麼他既能領到一份朝廷的俸祿,也能享受地方的俸祿。即清廉如王安石,以中書門下平章事的身份判江寧府,他就可以領到宰相級官員的俸祿,也照樣領一份州府官員的俸祿。所以,以此現象指責蔡京多吃多占有點冤枉,其實他隻是照例享用。

由於宋朝“恩逮於百官,惟恐其不足”,所以在正式俸祿之外,還有各種各樣的補貼,如茶酒錢、廚料錢、薪炭錢、馬料錢等,名目繁多。官員家中仆役的衣食錢,也是由國庫支付。每個仆役一年開支達 3000 文,而一品大員家中往往有仆役上百人,全部是吃公糧。公用錢借貸利息和職田收入,這些錢都成為部門的小金庫,可以由部門長官作為福利送了人情。官員出差或赴任,可以憑朝廷發給的“給卷”,在地方上免費食宿,甚至領用糧食衣物。總之,宋代的官員俸祿待遇十分優厚,可謂開了高薪養廉的先例。做一個換算,宋徽宗年間,宰相、樞密使等一品高官的年薪就相當於 2.4 萬畝土地的收入。

《曲洧舊聞》卷七《蔡京持祿固位能忍辱》中描繪了蔡京的貪戀權位:

蔡京持祿固位,能忍辱,古今大臣中少有比者。自丙戌罷相,則密求遊從,不肯去都城。宣和年間,王黼當軸,京勢少衰。黼之徒恐不為己利,百方欲去之,然京終不肯去。於是始遣童貫並令蔡攸同往取表。京以攸被旨俱來。乃置酒留貫飲,爾虞我詐亦預焉。京以事出不意,莫知所為。酒方行,自陳曰:“某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以上恩未報,此心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並呼攸為公,無不竊笑者。

蔡京為了賴在官位上不下,竟然對“逼宮”的兒子也作拱稱“公”,作態讓人恥笑。

蔡京在 1116 年向皇帝上的奏折《病愈乞許日奉朝請奏》,也成為描繪賴在官位上不下的自畫像:“昨以年逮七十,加病,乞解機務,蒙恩特許三日一朝。今臣疾病既已痊複,筋力尚可勉強,伏望許臣日奉朝請。”已經到了人活七十古來稀的年齡,還懇求皇上能讓他由三日一上朝改為全天候滿負荷。

說蔡京一直眷戀權位,一聽罷職就痛哭流涕。其實,是由於宋朝的製度所致,在位與致仕兩相待遇差別太大,各級官員誰也不願意提前致仕,甚至到七老八十仍賴在位置上占著茅坑不拉屎。有的為了推遲致仕,虛報年齡,改動履曆,“可憐八九十,齒墮雙眸昏。朝霞貪名利,夕陽憂子孫”。存在的荒謬,其實都是製度使然。

楊小敏在《蔡京、蔡卞與北宋晚期政局研究》一書中,對蔡京的官製改革總結了這樣一番話:

蔡京崇寧、大觀、政和年間的官製改革,並不是一帆風順、一脈相承的,往往會出現反複,出現波折。而這個反複、波折正好與蔡京的宦海沉浮的曲線相吻合。也就是說,因人廢事、因噎廢食的現象,在官職改革中表現也很突出。這也是專製集權製度下的共有現象,是專製製度的弊端之一。在此製度下,不論皇帝,或者是依附於皇權的大臣,他們的權力往往難以受到有效的約束,即便他們的決策是錯誤的,也要強製執行,而其造成的災難性後果卻要全體人民去承受。在有些情況下,即便是一些適合百姓利益和社會發展的合理做法,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為了爭奪權利的需要,也會找尋出種種理由而阻止其實施,根本不考慮其影響。他們絕不會想到“為民執政”這句話。再者,“秋後算賬”也是專製製度下常常采用的一種懲治政敵的辦法。製度是死的,製定製度的人是活的,人可以將死的製度變成自己所需要的活的製度。官製改革最能體現出政事和人事之間複雜而微妙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