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五年（公元831年）九月，機會終於出現了。起因是吐蕃的維州（今四川理縣）副使悉怛謀率部向李德裕投降。李德裕認為這是削弱吐蕃的良機，立刻派部將虞藏儉率軍進入維州接防，同時飛書朝廷，奏稱：“臣準備派遣三千羌軍進攻吐蕃，燒毀十三橋（唐與吐蕃的邊界橋），直搗吐蕃腹地，一洗我大唐長久以來蒙受的恥辱！”
奏疏交到尚書省，文宗召集百官商議。多數朝臣一致認為，應該批準李德裕的作戰計劃。
關鍵時刻，牛僧孺發言了。
他說：“吐蕃的土地，四麵各有萬裏，失去一個維州，並不能削弱他們的勢力。況且近來我大唐與吐蕃兩國修好，相約撤除邊防警戒。大唐與西戎交往，信守盟約最為重要。如果他們以我國失信為由出兵，用不了三天，前鋒騎兵就會直抵鹹陽橋。到那個時候，西南數千裏外就算得到一百個維州，又有什麼意義？如果無端拋棄誠信，對國家隻有害處，沒有裨益。這種事情是連一個匹夫都不願幹的，更何況一個帝王！”
這番話說得高瞻遠矚、大義凜然，把文宗說得慚愧不已，覺得煌煌大唐實在不應該見小利而忘大義，遂下令李德裕逮捕悉怛謀及其部眾，把人和城池全部歸還吐蕃。
李德裕無奈，隻好從命。
交接的當天，吐蕃人就在邊境線上把悉怛謀等人全部砍殺，場麵極其殘忍。
目睹那一道道飛濺的鮮血和一顆顆滾動的人頭，李德裕滿腔憤怒，對牛僧孺的怨恨越發深入骨髓。
太和六年（公元832年）十一月，在悉怛謀事件過去了一年多之後，由於原西川監軍宦官王踐言回朝就任樞密使，文宗才聽到了來自牛黨之外的有關這個事件的不同聲音。
王踐言不止一次對文宗說：“當初把悉怛謀逮捕送還吐蕃，不僅讓吐蕃稱心快意，還徹底杜絕了吐蕃人日後歸降大唐的可能性，實在是下下之策。”
直到此刻，文宗才意識到，牛僧孺當時那個冠冕堂皇的建議背後，仍然是黨派鬥爭和個人恩怨的動機在作祟。
眼見皇帝由此對牛僧孺產生了不滿，李黨成員紛紛發起反擊，稱牛僧孺當初純粹是假公濟私，目的是妨礙李德裕為國立功。
從此，文宗開始疏遠牛僧孺。
有一天，李昂在延英殿上召集宰相廷議，忽然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天下何時能夠太平？諸卿又是否著意於此呢？”
天子這句話，與其說是對宰相們的一種勉勵和期許，還不如說是一種責備和詰問。尤其在牛僧孺聽來，更覺得天子是在暗示他，希望他引咎辭職。
意識到自己的相位已經不保，牛僧孺反而坦然了。他隨即答道：“天下太平並沒有跡象。不過，如今四方夷狄沒有侵擾，百姓沒有離散，雖然不是太平盛世，也可以稱為‘小康’，陛下如果更要追求天下太平，恐怕不是臣等的能力所能辦到的。”
牛僧孺之所以敢鬥膽說這番話，前提當然是他不想當這個宰相了。退朝後，牛僧孺既無奈又傷感地對同僚說：“皇上對我們的期望越高，失望就會越深，我們怎能久居此位呢？”
隨後，牛僧孺不斷上表請辭。
十二月初七，文宗下詔，將牛僧孺外放為淮南節度使。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就顯得順理成章了。短短幾天後，李德裕就被征召回朝，出任兵部尚書。數年前與他失之交臂的宰相之位，如今終於再度向他發出了召喚。
同盟者黯然離去，老對手卷土重來，李宗閔不禁憂心忡忡。
接下來的日子，李宗閔開始千方百計地阻撓李德裕入相。然而，李德裕這幾年在西川取得的政績是有目共睹的，文宗對他的好感也是與日俱增，所以，盡管李宗閔挖空心思地在背後搞了一係列小動作，結果還是沒能得逞。
太和七年（公元833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仕途上浮沉多年的李德裕終於登上了宰相之位。文宗李昂接見他的時候，有意無意地談起了令人頭疼的黨爭問題。李德裕毫不諱言地說：“當今朝廷的士大夫，起碼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朋黨！”
當然，李德裕自認為他和他的同誌們絕對是在這些人之外的。
所以，李德裕拜相後首先要做的事情，當然就是有恩報恩、有仇報仇了。隨後，李德裕便率領他那些“非朋黨”的同誌們，對那“三分之一”的朋黨展開了新一輪的政治清洗。與此同時，一些早先被排擠出朝的“非朋黨”的同誌們，又在李德裕的援引下紛紛回朝。
而這些事情最後朝向的那個邏輯終點，無疑便是李宗閔的罷相了。
這一年六月十三日，李宗閔被外放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與牛僧孺罷相時隔不過半年。
李德裕這麼幹算不算是黨爭？
這似乎不是一個很難判斷的問題。我們相信，已經當了八年天子的文宗李昂，斷不至於看不懂這些事情的真相。
然而，看得懂又怎麼樣呢？
當一個國家的大部分高層官員都已深陷黨爭的泥潭而無力自拔的時候，當國家利益和百姓利益都已經習慣成自然地在黨派利益和個人利益麵前讓路的時候，這個孤掌難鳴的年輕天子，又如何能夠力挽狂瀾呢？除非他不分牛黨李黨，一夜之間把帝國的高層官員清理一空，否則的話，他就隻能在兩黨惡鬥的夾縫中盡力尋求一種無奈的平衡而已。
除此之外，李昂又能做什麼呢？
太和七年歲末的一天，就在牛李黨爭如火如荼地進行之時，李唐皇族的遺傳病又在文宗李昂的身上爆發了——他忽然中風，一下子喪失了語言功能。
王守澄隨即推薦鄭注為天子治療。
事實證明，鄭注的醫術確實不是吹的。他一出手，文宗的病情便大有好轉，從此開始寵信鄭注。於是，李昂的這場病就成了鄭注實現第三次人生跨越的重要契機。野心勃勃的鄭注緊緊抓住這個天賜良機，從而一躍成為天子跟前的大紅人。
沒有人會料到，在即將來臨的新年裏，這個政壇新貴就將與另一個野心家聯手，在帝國朝堂上掀起一場狂飆突進的政治運動，並對所有既得利益集團進行了沉重的打擊……
即將和鄭注聯手的這個野心家，名叫李仲言。
敬宗年間，李仲言因犯案被逐出朝廷，流放邊地。幾年後，在一次大赦中回到東都洛陽閑居。當時，李仲言的叔叔李逢吉被罷相，正以東都留守之職在洛陽坐冷板凳。叔侄二人劫後重逢，自然免不了互倒苦水，對當年的失敗耿耿於懷。
這些年，李逢吉天天巴望著回朝複相，李仲言更是急切渴望擺脫目前的窘境，於是叔侄二人一拍即合，當即決定由李逢吉拿出一筆重金，再由李仲言出麵，回長安找人打點，謀求東山再起。
而他們決定打點的這個人，就是鄭注。
鄭注早年流落江湖時，跟李仲言有過一些交情。如今，老友找上門來，鄭注自然要給點麵子。更何況，李仲言帶來的那筆重金也著實讓鄭注心動。收下賄賂後，鄭注就把李仲言引薦給了王守澄，王守澄繼而又把他引薦給了天子李昂。
此刻，在洛陽望眼欲穿的李逢吉絕對想不到，他拿出的那筆錢並沒有打通他朝思暮想的複相之路，而是替李仲言鋪就了一條攫取相位的金光大道。
由於李仲言深研《易經》、工於術數，而且能言善辯、富有文采，所以文宗一見傾心，將其引為奇士，寵幸日隆。
太和八年（公元834年）八月，文宗準備讓李訓進入翰林院，作為近臣隨侍左右。李德裕斷然反對，說：“李仲言過去的所作所為，想必皇上也都清楚，這種人豈能用為近侍？”
文宗不以為然：“難道不能容許他改過嗎？”
李德裕毫不退讓：“臣聽說，隻有顏回這樣的聖賢才能不二過，至於李仲言這種人，惡念早已在內心紮根，如何改過？”
文宗說：“他是李逢吉推薦的，朕已經答應了，不想食言。”
文宗不提李逢吉還好，一提李逢吉，一下就勾起了李德裕的傷心往事。就是因為李逢吉的排擠，他才在浙西浪費了七八年的大好光陰。李德裕隨即斬釘截鐵地說：“李逢吉身為前任宰相，竟然推薦這種小人來誤國，他也有罪！”
見李德裕如此堅決，文宗也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僵，隻好退了一步：“如果當侍講學士不合適，那麼，另外給他一個官總可以吧？”
沒想到李德裕一點麵子都不給，居然硬梆梆地頂了一句：“不可以！”
文宗狠狠地瞪了李德裕一眼，把臉轉向了另一個宰相王涯。
李德裕剛剛舉手要暗示王涯別鬆口，王涯卻已經脫口而出：“可以。”
文宗不無得意地回過頭來，恰好看見李德裕製止王涯的那個小動作，頓時大為不悅。
不過，有了宰相王涯的支持，文宗就有底氣了。幾天後，他便不顧李德裕的反對，讓李仲言當上了太學的四門助教。
當然，這個職位隻是一個跳板，遲早，文宗是要重用李仲言的。
李德裕此次麵折廷爭，把自己推入了相當被動和不利的境地。一方麵，這種做法令文宗對他的好印象大打折扣，另一方麵，又把權宦王守澄徹底得罪了。
俗話說打狗也要看主人，李仲言畢竟是王守澄引薦的，你李德裕如此不給麵子，不就是跟王守澄過不去嗎？
隨後，王守澄、李仲言和鄭注一合計，覺得這個李德裕實在太礙事，不趕緊把他弄走，誰也別想活得自在。
盡管李德裕貴為宰相，可在王守澄等人看來，要把這家夥弄走太簡單了，甚至不需要他們自己動手，隻要把某個人召回朝中，拱上相位，就能迫使李德裕滾蛋。
太和八年十月十三日，在王守澄等人的幹預下，李宗閔翩然回朝，複任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短短四天之後，李德裕就被罷去相職，外放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同日，李仲言被任命為翰林侍講學士。
至此，李德裕才意識到自己鑄下了大錯，連忙入宮向天子“陳情”，請求留在朝中任職。文宗考慮了一下，答應了，同意讓他擔任兵部尚書。
然而，天子雖然收回了成命，剛剛複相的李宗閔卻絕不答應。他的理由是：朝廷政令非同兒戲，豈能輕易更改、出爾反爾？！
文宗啞口無言，隻好把李德裕外放為鎮海節度使。
牛黨黨魁卷土重來，李黨黨魁再度失勢，緊隨而來的，自然又是一輪轟轟烈烈的權力傾軋和政治洗牌。麵對如此陰魂不散的朋黨之爭，文宗李昂束手無策，隻能仰天長歎：“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太和八年歲末的那些日子，看著鬱鬱寡歡、愁腸百結的天子，李仲言和鄭注不斷交換著意味深長的目光。
他們不約而同地意識到——此時的天子亟需信得過的人幫他排憂解難。
如今，誰是天子最信得過的人？
當然是李某人和鄭某人了。李仲言和鄭注認為自己責無旁貸，而且他們相信，隻要能幫領導排憂解難，他們的前程必定不可限量！
這年十一月的一天，李仲言忽然上奏天子，請求將自己的名字改為李訓。
一個人改名本來並不值得大驚小怪，但已經活了半輩子才突然改名，肯定不會是毫無意義的舉動。那麼，李仲言為何改名呢？
也許，他是想用一個新的名字，告別不堪回首的過去，擁抱即將到來的輝煌仕途，同時擁抱一個風生水起的嶄新人生。
四 狂飆突進的政治運動
在中晚唐一百多年的曆史上，太和九年（公元835年）注定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年份。
因為從這一年四月開始，在李訓和鄭注的一再慫恿之下，文宗李昂終於鼓足勇氣，決定突圍——從令人窒息的黨爭泥潭中，從宦官亂政的黑暗現實中，從上天給定的悲劇命運中，作一個曆史性的突圍！
盡管有著宋申錫的前車之鑒，可李昂並沒有喪失信心。
因為他相信，自己不會永遠都走背運，也不會永遠都用錯人。
李訓和鄭注沒有辜負天子的殷切期望。
這兩個野心勃勃的政壇新貴心潮澎湃地接過文宗給予他們的權力，鬥誌昂揚、意氣風發地向暮氣沉沉的舊世界發起了猛烈的進攻。
他們的第一波攻擊目標是黨人。
李德裕首當其衝。
盡管李德裕在去年十月已被逐出朝廷，外放為鎮海節度使，可李訓和鄭注並未就此罷手。他們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為此，鄭注找來了尚書左丞王璠、戶部侍郎李漢，讓他們出麵指控李德裕，說他幾年前曾與漳王李湊暗中勾結，圖謀不軌。
在文宗一朝，這個漳王幾乎就是衰神的代名詞，不管是誰，隻要跟他扯上關係，保準倒楣。文宗一聽李德裕居然跟漳王有瓜葛，勃然大怒，馬上把宰相跟鄭注、王璠、李漢等人召集起來，討論如何處置李德裕。
會上，王璠和李漢一口咬定李德裕跟漳王勾結。宰相路隋看不過眼，忍不住說了句公道話：“德裕斷然不會做這種事。如果硬要說他謀逆，那臣備位宰相，也有失察之罪。”
可想而知，路隋的仗義執言非但沒能幫到李德裕，反而引火燒身，把自己也給搭了進去。
四月中旬，李德裕被貶為太子賓客，到東都洛陽任職。稍後，路隋被貶為鎮海節度使，補了李德裕的缺。
盡管李德裕已經被一貶再貶，可事情並未到此結束。
短短幾天後，鄭注就又找了兩條理由，把李德裕踢得更遠，連東都的冷板凳都不讓他坐。這兩條理由是：一，前年冬天天子患病，據說王涯曾邀約李德裕一同入宮探望，可李德裕居然沒有去，顯然不把天子放在眼裏；二，李德裕在擔任西川節度使期間，曾強行征收賦稅三十萬緡，致使百姓困苦，怨聲載道。
四月二十五日，李德裕再度被貶為袁州（今江西宜春市）長史。
看見李德裕被整得這麼慘，李宗閔真是心花怒放，天天樂得合不攏嘴。
然而，還沒等李宗閔樂夠，李訓和鄭注的槍口就已經轉向他了。
這一年六月，一則令人毛骨悚然的流言忽然在長安坊間傳開，說鄭注為皇帝配製的丹藥，居然是用小孩的心肝合煉的。流言一起，整個京師頓時人心惶惶。
文宗大怒，馬上命李訓和鄭注徹查流言的製造者。
李訓和鄭注立刻行動起來，很快就向文宗稟報了調查結果。他們說，流言是京兆尹楊虞卿的家人散布的。文宗二話不說，當即將楊虞卿逮捕，關進了禦史獄。
楊虞卿是李宗閔的心腹，他出了事，李宗閔當然不能坐視。隨後的日子，李宗閔開始四處奔走，極力營救楊虞卿。
可是，李宗閔並不知道，這是李訓和鄭注專門給他設計的陷阱。所謂的流言及其製造者雲雲，當然也都是鄭注一手炮製的。李訓和鄭注的目的，就是要在驅逐李德裕之後，把李宗閔及其黨人一網打盡。
六月二十八日，一紙詔書頒下，李宗閔被罷相，貶為明州（今浙江寧波）刺史。
七月初一，楊虞卿被貶為虔州（今江西贛州市）司馬，不久又貶為司戶。
七月初九，李宗閔再度被貶為處州（今浙江麗水市）長史，不久又貶為潮州司戶。
同月，被視為李宗閔一黨的刑部侍郎蕭浣等人，也紛紛被逐出朝廷，貶為遠地司馬。
與此同時，李訓和鄭注開始扶搖直上：李訓先是任國子博士，後遷兵部郎中、知製誥，仍兼翰林侍講；鄭注先是任太仆卿、禦史大夫，後遷工部尚書，兼任翰林侍講。
當時，朝中人人都說鄭注隨時可能拜相，侍禦史李甘看不慣鄭注小人得誌的嘴臉，發了一句牢騷，說：“隻要他入相的詔書一下，我一定當廷把它撕毀！”
幾天後，李甘便被貶為封州（今廣東封開縣）司馬。
文宗有一次跟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玨談起鄭注，問李玨是否與他有過交往。李玨不屑地說：“臣深知他的為人。此人異常奸邪，皇上若寵幸他，恐怕對德業毫無幫助。臣忝列皇上近侍，怎敢與這種人交往？”
幾天後，李玨便被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刺史。
毫無疑問，在此時的文宗朝廷，不管你是李黨、牛黨，還是潔身自好的無黨派人士，隻要不去抱李訓和鄭注的大腿，唯一的命運就是貶謫。
就在全麵打擊黨人的同時，李訓和鄭注又把目標轉向了另一個更為強大、也是最讓文宗李昂切齒痛恨的政治勢力。
那就是——宦官。
作為短時間內強勢崛起的政壇黑馬，李訓和鄭注的發跡，無疑都得益於權宦王守澄的援引，但是，這並不妨礙他們在得勢之後，毅然把槍口掉轉過來對準王守澄。
因為，在李訓和鄭注這種人眼裏，世界上除了利益是永恒的，其它一切都是浮雲；世界上除了他們自己，任何人都是利用的工具。
如今，王守澄還有利用價值嗎？
沒了。
眼下，隻有堂堂大唐天子才是李訓和鄭注手中最有價值的籌碼。所以，不管是牛黨、李黨，還是閹黨，在李訓和鄭注的眼中都是浮雲。如果一定要把他們劃歸某個政治陣營，那也隻能說他們是“皇黨”。
是的，皇黨。他們以此為榮為傲。
現在，李訓和鄭注就是皇帝的代言人，是天子李昂進行曆史性突圍的騎手和先鋒，是睥睨一切舊勢力的新時代的弄潮兒！
魔來斬魔，佛來殺佛，天地之間，惟我獨尊！
宦官算什麼東西？隻要是阻擋他們登上權力巔峰的人，就一個字——殺。
當然，李訓和鄭注也知道，宦官不是那麼好對付的。相比黨人而言，對付宦官更需要策略。為了翦除強大的宦官集團，李訓和鄭注決定采取“以毒攻毒、各個擊破”的迂回戰術。
他們首先鎖定了一個人，做為翦除王守澄的突破口。
這個人，就是時任右領軍將軍的宦官仇士良。此人在當年擁立文宗的行動中也曾立過功，由此長期遭到王守澄的壓製。李訓和鄭注向文宗獻計：進用仇士良，分散王守澄的權力。
這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仇士良突然被擢升為左神策中尉，取代王守澄掌管了禁軍。對此，王守澄雖然有些不悅，但並沒有采取任何行動。因為直到此刻他也沒有意識到，李訓和鄭注的刀子已經從背後悄悄伸了過來。
一個在權力的塔尖上呆得太久的人，通常都會被一種淩駕萬物的快感所陶醉，從而無視從塔頂跌落後那種粉身碎骨的危險。
王守澄就是這種人。
為了進一步麻痹王守澄，同時為了更快地瓦解閹黨，李訓和鄭注計劃的第二步，是反過來與王守澄聯手，鏟除另外三個一直與他明爭暗鬥的元老級宦官。
他們就是左神策中尉韋元素、左樞密使楊承和、右樞密使王踐言。
這一年六月，這三個大宦官一夜之間全被逐出朝廷，分任西川、淮南和河東監軍。
八月二十三日，文宗下詔，指責這三名宦官曾分別與李宗閔和李德裕中外勾結、收受賄賂，故將韋元素流放象州（今廣西象州縣），楊承和流放驩州（今越南榮市），王踐言流放恩州（今廣東恩平市）；同時，文宗又責令有關部門必須將三人戴上枷鎖，裝入囚車押送。
數日後，這三個人剛剛被押上流放之路，天子派出的使臣便從背後追上了他們，宣詔將三人賜死。
太和九年，帝國政壇上掀起了一場狂飆突進的政治運動。
從這一年四月到九月，在不過半年的時間裏，李訓和鄭注聯手掀起的政治颶風，就已經把整個長安官場掃得麵目全非。史稱，“是時，李訓、鄭注連逐三相（李德裕、路隋、李宗閔），威震天下，於是平生絲恩發怨無不報者。”“注與訓所惡朝士，皆指目為二李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廷中忷忷。”
這些日子裏，隻要是跟李訓和鄭注有過絲毫舊怨、或者是他們看不順眼的人，立刻會被劃歸牛黨或李黨成員，遭到無情打擊。百官幾乎被貶逐殆盡，整個朝廷人心惶惶。
與此同時，一大批帝國的基層官員和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通過巴結李訓和鄭注而被迅速提拔，紛紛進入朝廷，占據那些突然空出來的重要職位。
看著原本銅牆鐵壁般的舊勢力被摧枯拉朽般地轟然推倒，文宗李昂終於感到了一種突出重圍、豁然開朗的喜悅；看著原本聲勢浩大的牛黨、李黨和閹黨到頭來也不過是一群外強中幹的紙老虎，年輕的天子頓時煥發出一種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快意和豪情。
那些日子，李訓和鄭注胸有成竹地為天子勾畫了一幅美妙的政治藍圖，並且信誓旦旦地描繪了一番海晏河清的太平景象。他們說：第一步是鏟除朋黨和宦官，第二步是收複河、湟（甘肅中西部及青海東部），第三步是肅清河北的跋扈藩鎮。
李訓和鄭注說，隻要走完這三步，天下必然太平！
如今，黨人集團已被徹底清除，接下來，隻要把惡貫滿盈的閹宦集團鏟除幹淨，這第一步就算是走完了。
這一年九月，在李訓的策劃下，當年謀殺憲宗皇帝的凶手、時任山南東道監軍的宦官陳弘誌突然被征召回朝。二十一日，陳弘誌剛剛走到青泥驛（今陝西藍田縣南），便被李訓派出的人亂棍打死。
隨後，李訓和鄭注又向文宗獻計，以明升暗降的手段進一步削弱王守澄的權力。
九月二十六日，原任右神策中尉、行右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的王守澄被調任左、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