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們似乎又可以說：曆史“隻是”古代中國少數精英的宗教。
那麼，古代中國的精英們又為何對此情有獨鍾呢？
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政治寓言小說《1984》中說過一句話，似乎能幫我們窺見個中奧秘。他說：“誰掌握了曆史，誰就掌握了現在。”
也就是說，曆代的統治集團和權勢階層之所以熱衷於占有曆史和解釋曆史，其目的便是鉗製思想、牢籠天下，打造一套有利於其統治的價值觀，讓民眾以其是非為是非、以其善惡為善惡。所謂“春秋筆法”、“微言大義”，其實便是讓曆史服務或屈從於政治權威，在某種主觀目的或權力意誌的驅使下，對史實進行刪削、裁剪、修飾、塗抹，甚至於篡改和虛構。也許，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胡適才會說：“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所以，與其說中國人是最富於曆史感的民族，還不如說中國人是一個擁有浩瀚史籍卻又經常發生記憶錯亂、甚至集體失憶的民族。
曆史是一個族群的共同記憶。籍由真實而完整的記憶，這個族群中的每一份子才可望獲得文化意義上的身份認同和精神歸屬。錢穆說：“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曆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隻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然而，當我們在某一刻忽然醒來，也許早已忘了自己是誰，而傳說中的曆史聖殿，也早已蛛網盤結、荒草沒膝，甚至舉目四望也找不到一條抵達聖殿的道路。
梁啟超在八十多年前就發出了這樣的呼籲：“當知今日中國學界，已陷於‘曆史饑餓’之狀況，吾儕不容不亟圖救濟。”錢穆在五十多年前也說過：“時代變了，我們所要求的曆史知識也和前人不同，所以就該重寫新曆史。……曆史是可以隨時翻新改寫的，而且也需要隨時翻新改寫。我們自己不能翻新改寫，卻埋怨舊曆史不適用，那是把自己的不盡責都推到古人身上去，真是不該。試問孔子寫《春秋》，司馬遷寫《史記》，豈是為我們而寫的？”
遺忘曆史的民族沒有未來。而不懂得用當下的立場、視角和文本去重新詮釋曆史的民族，同樣沒有未來。所以，在當下的中國，我們所要做的，就是以平民化和人性化的視角，去重新觀照久已被貴族化和“博物館化”的曆史，用常識和理性取代標簽和臉譜，還原人性的真實。唯其如此，我們才可望重建一座麵向所有人開放的曆史聖殿。
為此，我們當然需要專業和嚴謹的態度，需要探玄鉤沉的考證工夫和披沙揀金的辛勤勞作，需要一頭鑽進故紙堆、板凳一坐十年冷的學術精神。然而，除此之外，我們也許更需要一顆心靈——一顆自由的、充滿激情和詩意的心靈。
沒有自由心靈的在場，曆史終將隻是一座漆黑無光的牢房，我們勢必永遠無法窺見被遮蔽的真相；沒有激情心靈的在場，曆史也不過是一堆冰冷僵硬的鋼筋水泥，而不是一座值得我們仰望的神聖殿堂；沒有詩意心靈的在場，曆史也隻能是一幕幕支離破碎的影像片段，我們又如何走近千百年前的那些生命個體？如何感受他們的光榮與夢想？如何體驗他們的歡樂和恐懼？如何觸摸他們的欲望和憂傷？
本書是一部權力的曆史，一部權力在非常狀態下更迭交替的曆史。為什麼偏偏選擇了權力史？借用英國思想家卡爾?波普爾的話來說，那是因為“權力影響每一個人”。時至今日，中國社會之所以仍然存在濃厚的“官本位”色彩，原因就在於每個人都深知權力的重要性。有學者說，在今日中國，社會階層的劃分仍然可以用一個同心圓來表述，同心圓的核心就是“權力”，離權力越遠的人，就隻能像螺旋轉動一樣被拋出局外。
自秦始皇於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到公元1911年滿清王朝覆滅，中國兩千年的曆史就是一部權力博弈的曆史。在帝國的政治舞台上，除了皇帝之外，大致還活躍著四種角色：宗室、大臣、宦官、外戚。他們圍繞著帝國權力，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著你死我活的角逐和較量。而當權力發生裂變和重構的時候，便是人性的假麵與真相同時出場的時候，也是人性的隱密和皺褶徹底打開的時候，更是人的勇氣、怯懦、智慧、愚蠢、真誠、虛偽、欲望、夢想、愛與恨、快意與悲情全都聯袂站在聚光燈下的時候。
用當下的目光和語詞，靜靜地考量並呈現它們，會是饒有興味的一件事。
在本書的寫作上，我無意於繁瑣細密的考證，也無意於揭示所謂曆史發展的規律，我隻想在一個個闃寂無人的夜晚，以書為舟，以筆為槳，悄然泅渡黑暗幽深的時光之河，去打撈一顆顆權力漩渦中的不安靈魂……
如果說本書的寫作還有一點野心，那就是希望曆史在它應有的文化意義、知識價值和教育功能之外，還能具有審美色彩，而我又恰好有意願和能力把它呈現出來。
僅此而已。
法國曆史學家馬克?布洛赫說：“我們要警惕，不要讓曆史學失去詩意。我們也要注意一種傾向，或者說要察覺到，某些人一聽到曆史要具有詩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為曆史訴諸感情會有損於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
如果美拒絕定義，詩意拒絕因襲，心靈拒絕章法，那麼，曆史是否也應該拒絕一切形式的牢籠？
所以，我有意無意地掙脫了文體的束縛。在依據史料、尊重史實的前提下，糅合了多種體裁的表現元素，放縱著自己的筆墨。當我在電腦屏幕前敲下最後一個字，我仍然不知道本書應當如何歸類。我不知道讀者將用什麼樣的眼光解讀它，也不知道讀者會從中看見什麼——是看見曆史本身的厚重和嚴謹，還是看見了散文般的自由和輕盈？是看見小說的生動性、細節處理和畫麵感，還是看見了隨筆的尖銳和犀利？是看見了一個四不像的“怪胎”，還是感覺有某種新鮮有趣的東西，正從這個陌生另類的文本中生長出來？
我不知道。
我隻知道——它溢出了規範。
也許，這樣的嚐試和努力隻是一種不成熟的冒險。不過我希望，這樣的冒險能讓讀者喜歡。如果讀者進而能從中受益，那就是我最大的欣慰。
王覺仁
2012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