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化 大眾文化的基本條件
我在蘇聯視察的時候，看到他們的“運動大檢閱”，得到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對於那個“運動大檢閱”的“大”字的意義。我是在莫斯科看見的。尋常我們想起什麼運動會，注意力隻集中於若幹所謂選手，選手的數量無論怎樣大，隻是“小眾”，一點尋不出“大眾”的象征。我那次在莫斯科看到的“運動大檢閱”，便有十幾萬的男女青年“運動員”參加。整千整萬的穿著運動衣的列隊挺胸緊步的男女健康青年，使你不得不為之精神振作，想到體育大眾化的偉大。他們有大規模訓練“運動員”的計劃，經過許多類的體育試驗及格後，給以GTO的銅質徽章（GTO是俄文“為工作和防衛而準備”的縮寫），這徽章是他們的男女青年覺得最大榮譽之一。在一九三二年（即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末年）他們的這樣的“運動員”有六十萬人，一九三三年增加到六百萬人，一九三四年的上半年增加到一千二百萬人！依這樣大眾化的進步速率，最近的數量一定是更可驚的了！
大眾的偉大的力量是新時代的最最重要的象征！
我認為這個重要的意義應該運用到大眾文化上麵去。我們在這樣艱危的時代，應該培養大眾的偉大的力量，因此我們的文化必須有一個新的動向，必須有一個新時代的新文化運動。這個新文化的方式和內容值得我們作更周詳地研究和討論，但是我深信這個新文化必然地是大眾文化；大眾文化的基本條件是要大眾化，是要不忘卻大眾，是要切合於大眾的真正需要，是要能培養大眾的偉大的力量，是要能適合於大眾的容受性。我認為這是中國文化轉變到一個新階段的非常重要的問題，希望全國的文化人以及熱心中國文化的朋友們都對這個問題加以嚴重的注意和切實的研究。
所謂大眾的“大”，不是高大的“大”，卻是廣大的“大”。猶之乎上麵所談的“運動大檢閱”，不是注重在少數的選手，而是注重在數十萬數百萬數千萬的廣大數量的“運動員”。為大眾設想，與其隻有少數處於“高大”地位的選手，不如有著滿山滿穀的無限“廣大”數量的“運動員”。在我們的新文化方麵，也有這相類的情形。換句話說，我們要極力使我們文化工作能影響到大多數人，影響的範圍越廣大，文化的功效也越廣大。舉個最近的現實例子：例如整千整萬的大眾所熱烈參加的民眾唱歌團（原名民眾歌詠團，陶行知先生建議改為今名，我覺更大眾化些），便會有這樣的意味。民眾唱歌團便是推廣大眾文化的一種很好的工具。我們試想，如有幾萬幾十萬人，同時參加一個悲壯雄偉的民眾唱歌團，這是怎樣偉大的文化工作！
當然，推動民族解放運動的民眾唱歌團，隻是大眾文化工作的一部分。我以為我們辦任何文化事業，都要特別注意廣大的群眾，都要極力使我們的工作能深入廣大的群眾裏麵去。中國文化界有個很大的危險，那便是“關門主義”，守著千篇一律的宗派的方式，隔膜的理論，不顧到中國大眾的現實需要和容受的力量，因此把它的影響範圍越縮越小，簡直和大眾不相涉。文化工作是為著少數人幹的呢，還是要為著大多數人才幹的？我們先要認清這個基本問題！ 簡易文字與大眾文化
去年逝世的名記者戈公振先生，當他初由蘇聯回到中國的時候，就和記者談起他遊曆蘇聯遠東境內所親見的奇跡；這奇跡不是別的，就是看見那裏的中國人因學習了很簡易的新文字，一個很平凡的工人或農民都能做文章發表他的意見，都能閱看他所要看的書報！戈先生和記者談到這件事的時候，我看到他那樣眉飛色舞的模樣，知道他實在充滿著十分驚喜的情緒。他的驚喜，的確不是偶然的。關於我國的一般民眾的教育，常常聽人說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過了幾時，仍聽說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我們到國外去旅行，關心中國國民教育的外國朋友總喜歡問起中國是否仍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我們的回答就很難於措辭，因為總是說著百分之八十，不是要汗顏無地的嗎？所以戈先生的驚喜情緒，記者和他是有著十二萬分的同感。所可痛的是戈先生還未及用文字或演講公開對國人報告他所見的奇跡，回國後匆匆不到幾天就與世長辭了。
最近看到孟如先生譯的《新文字在中亞》一文（見昨天的本報），又引起我想到簡易文字和大眾文化這個問題——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據這篇文章作者的報告，在蘇聯有許多原來文字艱難，文化落後，或甚至連文字都沒有的民族，因為幾年來采用了簡易的新文字，大眾文化已有著空前的進步。據全蘇聯新文字委員會的報告，一九三五年，在蘇聯已有三十萬萬份報紙和三萬兩千五百萬冊的書籍雜誌，都是用新文字出版的。由這樣可驚的數目字裏，可以看出蘇聯大眾文化是怎樣地在那裏突飛猛進著！同時也可以看出簡易文字和大眾文化的發展是有著怎樣密切的關係！
記者在上麵提起我們在外國旅行，不好意思講到中國文盲的數量。在一九一七年以前，俄國也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是文盲，比我國也不高明得多少。尤其是在當時俄國的被統治的少數民族，差不多都是文盲。例如在土庫門，文盲竟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三；在塔及克斯坦，文盲竟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五！但是經過這些年來的努力采行新文字，土庫門的識字人數已增加到百分之五十四，塔及克斯坦的識字人數已增加到百分之九十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