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下筆譚
秦程邈作隸書，漢謂之今文，蓋省篆之環曲以為易直，世所傳秦漢金石，凡筆近篆而體近真者，皆隸書也。及中郎變隸而作八分。八，背也，言其勢左右分布相背然也。魏晉以來，皆傳中郎之法則，又以八分入隸，始成今真書之形。是以六朝至唐，皆稱真書為隸，自唐人誤以八為數字，及宋遂並混分隸之名。竊謂大篆多取象形，體勢錯綜，小篆就大篆減為整齊，隸就小篆減為平直，分則縱隸體而出以駿發，真又約分勢而歸於遒麗。相承之故，端的可尋。故隸、真雖為一體，而論結字，則隸為分源，論用筆，則分為真本也。
西晉分書，《孫夫人碑》是《孔羨》法嗣，用筆沉痛不減，而體稍疏雋。《太公望碑》是《乙瑛》法嗣，結字宕逸相逼而氣加凝整。大率晉人分法，原本鍾梁，尤近隸勢。自北魏以逮唐初，皆宗《孫夫人》，及會稽晚出，始尚《太公望》，極於韓史，益趨便媚。分法不古，隸勢因之。晉人隸書，世無傳石，研究二碑，可以意測。蓋中郎立極，梁傳其勢，鍾傳其韻，後遂判為二派。至近人鄧石如，始合二家以追中郎，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北朝隸書，雖率導源分篆，然皆極意波發，力求跌宕。凡以中郎既往，鍾梁並起，各矜巧妙，門戶益開，踵事增華，窮情盡致。而《般若碑》渾穆簡靜，自在滿足，與《郙閣頌》《析裏橋》同法，用意逼近章草，當是西晉人專精蔡體之書，無一筆闌入山陰。故知為右軍以前法物，擬其意境，惟有香象渡河已。平原會稽各學之而得其性之所近，反覆玩味，絕無神奇，但見點畫樸實，八麵深穩，更無欠缺處耳。求之彙帖征西《出師頌》，大令《保母誌》，可稱一家眷屬，以其絕去作用處相同故也。
絳帖刻“桓山頌獻之銘”六字，相傳為大令書，沈雄宕逸，誠亦希有。然以擬《般若碑》，則如羅漢具六大神通，及見入定古佛，不免偏袒膜拜耳。《穆子容碑》乃其雲礽。
北碑體多旁出，《鄭文公碑》字獨真正，而篆勢、分韻、草情畢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畫本《石鼓》，與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體近易見也。以《中明壇》題名，《雲峰山五言》驗之，為中嶽先生書無疑。碑稱其“才冠秘穎，研圖注篆”不虛耳。南朝遺跡，唯《鶴銘》《石闕》二種，蕭散駿逸，殊途同歸。而《鶴銘》刓泐已甚，《石闕》不過十餘字，又係反刻。此碑字逾千言，其空白之處，乃以摩崖石坳，讓字均行，並非剝損，直文苑奇珍也。
《刁惠公誌》最茂密。平原於茂字少理會，會稽於密字欠工夫。《書評》謂太傅茂密，右軍雄強，雄則生氣勃發，故能茂，強則神理完足，故能密。是茂密之妙，已概雄強也。
北魏書，《經石峪》大字《雲峰山五言》《鄭文公碑》《刁惠公誌》為一種，皆出《乙瑛》，有雲鶴海鷗之態。《張公清頌》《賈使君》《魏靈藏》《楊大眼》《始平公》各造像為一種，皆出《孔羨》，具龍威虎震之規。《李仲璿》《敬顯俊》別成一種，與右軍致相近，在永師《千文》之右，或出衛瓘而無可證驗。隋《龍藏寺》，庶幾紹法，遜其淡遠之神，而體勢更純一。
齊《雋修羅碑》，措畫結體，極意經營，雖以險峻取勝，而波發仍歸蘊藉。北朝書承漢魏，勢率尚扁，此易為長，漸趨姿媚，已為率更開山。《朱君山碑》，用筆尤宕逸，字勢正方，整齊而具變態，其行畫特多偏曲，骨血峻秀，蓋得於秦篆。山穀以箭鋒所直人馬應弦為有韻，驗以此書，信為知言。諫議學之而不盡，遂成平滯一路濫觴矣。
古人書有定法，隨字形大小為勢。武定《玉佛記》，字方小半寸；《刁惠公》《朱君山》，字方大半寸；《張猛龍》等碑，字方寸；《鄭文公》《中明壇》，字方二寸；各碑額，《雲峰山詩》《瘞鶴銘》《侍中石闕》，字方四五寸；雲峰、岨崍兩山刻經，字皆方尺；泰山刻經，字方尺七八寸。書體雖殊，而大小相等，則法出一轍。至書碑題額，本出一手，大小既殊，則筆法頓異。後人目為彙帖所眯，於是有《黃庭》《樂毅》展為方丈之謬說，此自唐以來，榜署字遂無可觀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