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史記·六國表敘》
孟開曰，史公序《六國表》，先刺僭越，次譏暴戾，繼言其得天助，據地勢，而終以法後王，秦豈有可法乎。支離其辭，意將何屬。曰：是史公之所觀於孔子，而班氏以為微文者也，蓋全書之綱領矣。孔子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善哉史公之自敘也。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作《春秋》，撥亂世反之正。《春秋》者，禮義之大宗。禮禁未然之前，而為用難知。蓋其幼誦古文，長則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觀多也，史公既不能達所學以變漢，夫是以不讓周孔五百之期，垂空文，著興壞，欲以明齊禮之化而已矣。故篇首引《禮》文以正秦襄之僭，明秦之廢禮，自上始也。禮廢則必爭，爭必以利。戰功者，利之大而爭之至極也。好戰則財匱，不能不專利，專利則人心不附，不能不嚴刑，以心移爭利之身。涉嚴刑之世，不能不阿諛取容。史公傷之，曰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職是故也，至推秦之德與力，皆無可以並天下而當天心者，謂上帝必歆其非禮之祀而助之，則未敢質，故言若以疑之，《伯夷傳》之所反覆申明者，仍此誌也。是其心憂時變，而為天下後世計者，至深且切。寓意六國，則於漢為無嫌，危行言孫之教也。秦蔑禮用暴，漢不引為殷監，而循其故轍，故賈生曰，秦功成求得，終不知反之廉節仁義。轉而為漢，遺風餘俗，猶尚未改。高祖常稱李斯有善歸主，孝文以吳公嚐學事於李斯，征為廷尉，是其舉事不非秦也。然則史公謂戰國權變可頗采，譏學者牽於所聞，不察終始，而以漢興自蜀漢，互證秦收功實之故，屬事比類，隱示端緒，真知懼之君子哉。懼以漢因秦不變，而禮教遂至廢亡也。高祖素慢無禮，唯能以爵邑饒人。陳平謂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多歸之。繼以孝文好刑名之言，竇太後尚黃老之術。黃老尊生，尊生則畏死，求不死者必矜無外。孝武不勝多欲，而逐始皇之跡，土木兵革無虛日，徭役繁，怨讟興，而算軺告緡之法，見知誹謗之律，相繼並作。蓋《平準》《封禪》所記，其事皆昉於西畤也。跡漢廷君臣父子之間，其慚德洵不後秦矣。然秦雖遺禮義，黜儒術，而聖人遺化，猶在齊魯之間，申公、轅固生之流，並廉直無所絀意。及叔孫通希世度務，弟子皆為首選；公孫宏曲學阿世，廣厲學官之路。舉遺滋利孔，興禮造爭端，至使文學掌故，援《春秋》比輕重以求尊顯，是禮亡於通，儒亡於宏也。史公知化爭莫如讓，絀利莫如義，是故太伯冠世家，伯夷冠列傳，重讓也。表兩客穿孔，美兩生不行，書王蠋絕吭，紀田叔鉗足，尚義也。尚義重讓，則禮殆於可興矣。然而漢廷諸臣，唯賈生為能不以卑近自囿，達製治之源，其言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向道，類非俗吏所能為。俗吏務刀筆筐篋，報簿書期會，不知大禮。秦俗尚告訐，任刑罰，今不避秦轍，是後車又將覆也。先王執勸善懲惡之政，堅如金石，而必曰禮雲禮雲者，貴絕惡於未萌，以起教於微眇也。”孝文以為然，使草具事儀，興禮樂，悉更秦法，而絳灌大臣短而抑之。史公悲賈生之窮乏不止其身也，故既善其推言過秦之說，複齒之屈平以明其誌，所以深致憾於媢嫉壅害，而為萬世有心維持禮教者慟也。管晏之勳爛然矣，史公乃推本鮑叔，豔述越石，凡以尚讓重義之教，必待人而後行，庶幾帝臣不蔽，足以黜利去爭，隆禮而興孔子之業耳。相其折壺遂比於《春秋》為謬，自居整齊世傳，非所謂作，而卒謂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明為百王大法，非僅一代良史而已。孟堅讀之，乃不得其指歸，猥以為陷刑之後，貶損當世，是非頗謬於聖人。史公所為著於書首，大聲疾呼，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者也。
絀禮尚法以爭利，秦治也。漢初因之，至孝武興禮重儒，顧專飾玉帛鍾鼓以欺世，而嚴刑嗜利，反甚於高、惠、文、景之世，遂使利操大權，而人心趨之如騖。是天意欲變古今之局，故史公發憤而作。全書言廢書而歎者三，一厲王好利，惡聞己過；一孟子言王何必曰利；一公孫廣厲學官之路，其義類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