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飯吃完了，話也談了不少，麥夏爾女士又忙著替我們設法住宿的地方。上麵提及的三個女子當中，有一個名叫瑪利，她的父親名叫柯勒爾（Harry J. Correll），他原來也是聯合農民同盟的健將，而且是更重要的人物，他就是這同盟的幹事（或譯稱書記），這時正因公在外埠奔走。瑪利自告奮勇說她可和她的母親同睡，把她自己的臥室讓出來給保柏和我住宿。她的好意，不待我的思索，保柏已很迅速地接受了下來。我們在明尼愛普利斯的住宿的問題便這樣解決了。
我們到了瑪利的家裏，不客氣地占用了她的臥室。她隻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聽說還在高中求學，但是在她的臥室裏，隨處可以看見不少的前進的書報，雖則女子的性格總是特別愛美的，那裏麵也夾著不少美的圖畫和相片，有的懸在牆上，有的排在桌上或櫥上。不但她是一個熱情可敬和藹可親的富於革命性的青年女子，後來知道她的老母也是一個異常同情於革命的婦女。她的全家簡直是一個革命的家庭！我和保柏都讚歎不置。她們總是很殷勤地留我們用早餐，雖則午餐和晚餐我們都在外麵吃，因為我們白天總是在外麵奔走著。
我們第二天上午跑到聯合農民同盟的辦公處去看看。在那裏固然碰著麥夏爾和她的共同努力著的幾個同誌，但是尤其使我們驚喜的是我們竟在那裏無意中碰著紀因！大概這種地方是前進的人們所喜到的，所以十分同情於革新運動的紀因踏進了明尼愛普利斯，也跑到這個地方來。我們不但碰著了他，還承他介紹了從紐約同來的好友賽意。原來聯合農民同盟正在籌備開一個大會，有數千個的信封待寫，紀因和賽意都自動地在那裏幫他們寫信封。我和保柏也留下來加入他們的工作，各人很起勁地大寫其信封。我固然是一個偶然的客串，沒有多大意義，雖則我有機會替這種新運動做一點事情是很愉快的。至於這些自動盡義務的青年們，卻含著很重要的意義。我以前曾經談過，在紐約可以看見有不少男女青年自動盡義務推銷前進的報紙《每日工人》，以及其他為革命集團幹著種種盡義務的事情。這些青年們雖在旅行的途中，遇著工作的機會，—替新運動幹些任何工作的機會—他們就自願地抽出一些時候，欣欣然來幹一下；雖機械的工作像寫寫信封，他們也很高興地幹著。我覺得這種自動的精神是最值得我們深思的。我被他們的這種精神所感動，居然也隨著保柏在那裏盡了一整天的義務。
夜裏回到寓所，知道柯勒爾先生回來了。紀因和賽意也來訪問我們了，我們便和柯勒爾圍著傾談。除了我和紀因外，他們都是黨同誌。柯勒爾有五六十歲了，頭發已斑白，誠懇而熱烈，和他的愛女及愛妻一樣。我實在覺得他的可敬可愛。他殷殷問了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情形，表現著十分深切的同情和希望。他還指示我和紀因西行的途徑，並替我們寫了好幾封得力的介紹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