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進的美國青年裏麵，既然有些是出身於公園路，他們的父母對於他們的態度怎樣，也許是一個有趣味的問題。關於這方麵，我可以舉一兩件事實來談談。
在這裏麵有一位K女士，曾經有幾次邀我到她的家裏去吃晚飯。她的父親是一位大廠家，她的母親卻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她自己雖還未做美國最前進政黨的一個黨員，對於革新運動卻是一個道地十足的同情者。她沒有弟兄，沒有姊妹，是她的父母的唯一的女兒，她受到父母的鍾愛是不消說的。她要參加美國全國學生同盟去遊曆蘇聯的時候，她的父親極端反對，說那是極危險的地方，青年是萬萬不可以去的，他為著愛她起見，所以無論如何，不許她去。但是她無論如何，非去不可。結果她的父親用不給旅費的辦法來做消極的抵製。可是那位自由主義的母親卻對女兒大表同情，雖不敢對丈夫明說，卻私下幫助女兒成行，這樣她才去成功。她未去以前，隻是要看看，但是不看則已，一看竟看成同情者了！她回國以後，在談話裏常常和她的父親格格不相入。幸而有一位自由主義的母親，常常在中間“打圓場”，不然的話，也許要不可收拾了！我記得有一夜在她的家裏晚餐，她的父親也在座。她偶然稱讚蘇聯的婚姻製度，說那多麼自由，她的父親笑著插進幾句話怪好笑，他說：“畜生的婚姻更可羨慕得多！”他的女兒急著問：“為什麼？”他不慌不忙地答一句：“那更自由得多了！”這一句話竟引起了一大頓父女間的大舌戰！在旁觀戰的我雖很和婉地幫助K解釋幾句，但覺得這樣鬧下去不好，隻得用詼諧的口吻問K：“你何必這樣著急！究竟已有了愛人沒有？”她努著嘴搖頭。我說：“那末這個問題何妨從長計議？”大家才從笑聲中談到別的地方去。
還有一位朋友叫保柏，我在《萍蹤寄語》第三集裏曾經提起過，就是在莫斯科和蘇聯女青年貝拉發生戀愛，同在莫斯科的民事注冊局結過婚的。他的母親是再嫁的，他的後父是一個大規模的衣廠的廠主。他的母親很能幹，很健談，幫助她的丈夫經營業務。她為人很精明，還說不上什麼自由主義者，所以還比不上K女士的母親。但是因為她很精明，對於合理的話，她還能虛心加以考慮，不是一味拒人於千裏之外的。保柏是她的獨子，她對於這個獨子的唯一希望是能夠承繼他的後父的事業（他的後父沒有別的子女）。但是她現在知道她的兒子的誌不在此了，所以常感到苦悶。後來她看見她的兒子立誌很堅，一定要參加黨的工作（他回國後即加入美國最前進的政黨做青年黨員），她也不絕對地要反對，隻是勸她的兒子在目前不要做得太厲害，以免學業受到影響。在美國政黨是可以公開的，他原可公開地做政黨員，但是反動的勢力仍然隨處潛伏著，在好些大學裏麵，當局往往用別的借口，開除他們所不願意容納的青年。保柏的大學學程還有一年的工夫，他的母親深怕他因參加革新運動太積極，弄得不能畢業。她對我說，她盡可以同情於保柏為大眾努力的誌願，但是新社會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立刻實現的，在理想未實現以前，仍非極力得到自食其力的本領不可，天下斷沒有餓著肚子可以努力於工作的。她的話當然不是全無理由。但是保柏卻也未嚐不可以振振有詞。他說在事實上已有整千整萬的青年畢業後無事可幹，所以畢業不畢業沒有什麼關係。因此他們母子兩人往往在見麵接吻之後，坐下來談不到幾句，一觸及這個問題，就不免引起激烈的辯論。我好幾次在他們的家裏共餐敘談，總是極力在他們中間排解。平心而論，這個母親確還算是一個相當賢的母親，因為在她的談話裏可以看出她對於這個獨子的誌願實很有著相當的同情，所耿耿於懷的是望他不要把學業拋到九霄雲外，要把自立的能力弄得充分些。這在原則上實在是不妨加以諒解的，至少是後輩對於前輩不必在這上麵辯駁。所以我覺得保柏的態度也有些不對，因為他對於苦心孤詣的母親一句話都不讓。我究竟因為比他長了幾歲，對於他的誌願盡管同情，對於他的母親卻用著很和婉的解說，對於她的苦心也表示了相當的同情。這位母親因為她的兒子態度的過於強硬，對於我的比較的和婉，竟大加欣賞，屢次對她的兒子說：“你應該學學你的這位好朋友的榜樣才好。”保柏在背後卻大大地埋怨我，說我在談話的時候應該用全力幫他，不該對母親也表示同情。我對他說，我們對於前輩隻須在最重要的關頭不放鬆，此外不必傷前輩的感情。保柏漸漸地也諒解我的意思，並且也稍為改變了他自己的對於母親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