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紐約了，好像回到了臨時的家鄉，但是再耽擱一星期又要和它離別了。在離別前，除繼續搜集研究材料外，對於那裏的華僑情形，也做了比較詳細的調查。
關於紐約唐人街的情形，我以前已略為談過了，現在隻想再談談關於組織方麵的大概。我在上麵提及“堂”，在紐約有所謂安良堂與協勝堂。推溯這兩“堂”之所由來，聽說最初到美國去的華僑格外窮苦，加以美國移民律限製的苛刻，各人當然都無力帶妻子同去，成為無家可歸的人。窮苦和無知又往往結不解緣，他們在偷閑的時候便聚賭，一言兩語不合便在賭場裏打架。後來有些人積下了一些錢，由不顧一切的窮光棍而變為有些錢的商人了，於是為著他們自己的利益計，覺得有鎮壓一班窮光棍的必要，便聯合他們的一派組織安良堂，一班窮光棍也組織協勝堂以為抵抗。所以最初協勝堂頗有反抗壓迫的意味。但是後來各堂各占一街（在紐約的唐人街就隻有兩條街），認為各有各的勢力範圍，包庇煙賭和娼妓，同樣地由少數人所操縱而腐化起來。華僑的總組織有所謂中華公所，中華公所的董事會在表麵上是由各團體（主要的是各會館）分派代表，及所選出的主席、書記和通事所組織，在實際上卻是由兩個主要的團體輪流主持，一個是寧陽會館，由最占勢力的台山人組織的；一個是聯成公所，是由台山以外的數十縣的廣東人和少數他省人組織起來的。所謂主席、書記、通事等等，都由這兩團體輪流分配。所謂“堂”卻在後麵操縱各團體，由此操縱中華公所的一切。就一般說，堂是任何人可以加入，會館則有的以幾縣的區域為範圍，有的以族姓為標準，有的在一個會館裏還分派。簡單說一句，他們的組織還是道地十足的封建的遺物。堂的“領袖”以前稱會長，中國“革命”後主席盛行，他們也改稱“主席”，各堂內還分有小派。
兩個“堂”各據一條街，做各個的勢力範圍，例如有甲堂的人在乙堂的勢力範圍內開一家店，乙堂便出來幹涉，甲堂同時要出來保鑣，先來調解，講條件，條件講得不合，便是堂鬥的導火線，大家派出打手來打個你死我活。這種“地下”的權力是出乎美國警察勢力範圍之外的。堂鬥厲害的時候，唐人街都不得不罷市，美國人也相戒不要到唐人街的範圍裏麵去。受損失最大的當然是華僑群眾；無論誰勝誰負，群眾都得不到什麼好處，分贓的好處隻是歸於少數所謂“領袖”。在隻求安居樂業的華僑群眾是用不著堂鬥的，是不需要堂鬥的，但是因為組織為少數人所操縱，隻得眼巴巴望著他們胡鬧；這好像國內的老百姓用不著內戰，不需要內戰，而軍閥們卻用內戰來為少數人爭權奪利一樣。大多數的華僑群眾都是很勤儉刻苦的老實人，徒然供少數人的榨取剝削罷了。美國的勞工界的組織，如全國總工會及若幹分會之類，也在少數官僚化的人們的手裏，近數年來美國勞工運動的重要趨勢是“群眾運動”（rank and file movement），就是要把組織從少數人手裏奪回到群眾自己的手裏來。其實華僑的組織也有這種的必要。華僑的組織不健全，當然不就是大多數華僑的不興，猶之乎美國勞工組織的官僚化，不就是大多數美國工人的不興，這是要分別清楚的。據我所知道，紐約華僑的團體中有個新興的衣館聯合會，已有四千家衣館加入（紐約一向有華人開的衣館六千家），還在繼續進行，便是一個由群眾自己組織的團體。可見“群眾運動”在他們裏麵也略有端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