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賀龍作為體育事業的領軍人，對於武術工作的意見，對於中國武術的發掘、整理和健康發展，都起到了重要的指導意義。
在提倡武術運動之後，大部分省市建立了武術隊和業餘體校武術班。各體育學院和師範學院培養出了一批武術人才。
1962年，國家還組織編寫了體育學院通用的武術教材。並且，研究、整理出版了《簡化太極拳》、長拳以及刀、槍、劍、棍等書籍。
此後，我國湧現出了一批優秀武術運動員。
賀龍對於武術工作非常關注。有一次，他觀看武術比賽，發現表演刀術的運動員在刀把上係的綢子很長，便對榮高棠說：“不能這樣搞，綢子太長了，就成了舞蹈了，不是真功夫。”
1963年1月21日，賀龍在視察人民解放軍體育學院時，針對部隊如何學習武術的問題，指示說：
搞點武術是需要的。但部隊搞武術，一定要結合實戰的要求。
1965年初，賀龍還對全國體工會的代表們說：“武術的整理是個大問題”，並督促大家加速研究和整理武術。
此外，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民族形式的體育項目，除武術之外，還有著更為豐富的內容與形式。
賀龍在組織發掘、發展武術的同時，還建議在體操、技巧、球類、田徑等項目的基礎訓練中汲取武術、雜技等民族形式體育項目的科學方法。
對此，賀龍說：
在訓練上，采用中國辦法，即民族的方法加上外國方法。不要感到自己的不行。中國過去的飛簷走壁不都是練出來的嗎？不拿東方的一套，總跟人家學，在人家後頭跑是不行的。
其實，在國家體操隊成立之初，當時既沒有和外國隊比賽過，也沒有現成的教材，根本不知從何練起。
對此，賀龍非常有自己的一套，他親筆寫了封信，並蓋上自己的名章，讓體操隊的人去文化部找劉芝明副部長聯係。
於是，體操隊便按照賀龍的建議，從中國京劇院的武生中挑選一些年輕人參加體操隊，然後再聘請武行高手來體操隊執教。
後來，又到北京前門大柵欄的廣和樓挑選了幾個人，並聘請張雲溪和張春華到北京體育學院指導學生練功。
廣和樓，就是廣和劇場，在北京前門外。建於明末，曾為京城最早最出名的戲樓，與華樂樓、廣德樓、第一舞台並稱為京城四大戲園。張雲溪和張春華則是當時的京劇武生演員。
對於他們的體操鍛煉，賀龍曾到現場觀看。
1955年，內蒙古體委副主任哈薩巴特爾向賀龍介紹了關於“那達慕”大會的情況：內蒙各盟、旗每年舉行一度“那達慕”大會，絕大部分人把全家老小都搬來參加，一住就是10天半月，直到開完運動會才搬回去。有的旗一共有1萬人口，就有1200人參加“那達慕”比賽，觀眾達幾千人。
那達慕大會是中國蒙古族人民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傳統活動，也是蒙古族人民喜愛的一種傳統體育活動形式。
“慕”是蒙語的譯音，意思為“娛樂、遊戲”，用來表示豐收的喜悅之情。每年農曆六月初四開始的那達慕，是草原上一年一度的傳統盛會。
那達慕或以嘎查和蘇木，即以村屯和區鄉為單位，或以旗縣為單位舉行。那達慕大會分為大、中、小三種類型。
大型那達慕，摔跤選手為512名，駿馬300匹左右，會期7至10天。
中型那達慕，摔跤手256名，馬100至150匹，會期5至7天。
小型那達慕，摔跤手64名或128名，馬30或50匹左右，會期3至5天。
對於那達慕大會來說，不論何種民族與宗教信仰的人，都可報名參加。
1955年7月，內蒙古體委副主任哈薩巴特爾準備在呼和浩特舉行“那達慕”，打算邀請蒙古人民共和國參加。
於是，他向賀龍提出：
希望國家體委原定在1958年撥給內蒙體委的修賽馬場用的100萬元提前撥出；
給包頭市修幾個運動場；
派運動員來北京受訓；
幫助訂一批滑雪用具；
發給一批打獵、射擊項目所需的槍支子彈。
賀龍對這些要求全部批準，並說道：
對兄弟民族要特別幫助。
這次“那達慕”規模可以大一些，國內可以邀請青海、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藏等地參加。
最後，賀龍還叮囑了一句，他說：“注意，不要輸給蒙古。”
1965年10月，賀龍還出席觀看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舉行的民族形式體育運動會，並接見了摔跤手和騎手們。
另外，賀龍對於民族形式的賽馬、射箭、摔膠等項目，都給予了極大的支持。
同時，賀龍也有計劃地培養了一批批少數民族運動員和體育幹部。
可以說，我國民族體育運動能夠得到很好的發展與傳揚，這一切都有賴於黨和國家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