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流砥柱
1.中國共產黨對敵鬥爭的“十大政策”
“9·18”事變一來，經過1941、1942年兩年的艱苦抗戰，敵後抗日根據地的軍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克服了嚴重困難，堅持了敵後抗戰。盡管敵後抗戰的形勢發展呈現出不平衡性，其中華中地區的抗戰仍處於困難階段，但是總的形勢開始趨向有利，尤其是華北各抗日根據地自1943年起開始進入恢複和再發展階段。
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形勢的發展的基礎上，及時提出了一係列堅持全國抗戰和敵後抗戰的方針、政策。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已經進入決定勝負的時期，中國盡管是落後的農業國家，抗戰中仍然存在許多困難，但在極端有利的國際環境中，中共中央認為，目前仍應努力抗戰，盡到反法西斯同盟一員的職責，爭取比以往更大的成績，準備好對敵反攻的力量中共中央為了推動全國抗戰的進一步發展，在1942年下半年至1943年上半年期間，先後多次就涉及抗戰全局性的問題向國民黨政府提出自己的主張，並於1943年7月2日公開發表宣言，集中闡述了中共中央對新的一年內全國抗戰的基本主張。中共中央在軍事上，提出必須加強對日作戰，從而加強對日作戰的關鍵在於加強正麵和敵後兩個戰場的互相支援。正麵和敵後兩個戰場“缺少一個，在目前就不能製止法西斯野獸的奔竄，在將來就不能驅逐這個野獸出中國，因此，必須增強這兩個戰場互相援助的作用。……隻有加強這兩個戰場的互相援助與特別加強對於敵後抗戰軍民的援助，才是加強整個中國戰場作戰努力的具體辦法”。在政治上，中共中央提出了改良政治，加強團結，以必要的改革消除國內各階級、各黨派、各民族間不和睦現象，充分發動人民抗日的積極性的建議。為此，中共中央表示：“我們共產黨人是如何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支持政府抗戰的——我們準備與中國國民黨及其他黨派繼續進行協商，解決已存在的問題，改善各黨派間的關係。”在經濟上，中共中央認為：在當時經濟出現嚴重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必須進行適合時宜的經濟改革，否則，無法堅持抗戰並準備有力的反攻。中共中央認為：“經濟改革的基本方針，我們認為應該是為著發展生產，而實行一個調節各階級經濟利益的民主集中的經濟政策。”關於具體經濟政策，中共中央根據自己領導敵後抗日根據地經濟改革的成功經驗提出：應該“動員全國的軍隊一麵抗戰，一麵生產；動員全國一切機關學校，一麵工作學習，一麵生產；動員全國農民增加生產，同時堅決實行減租減息政策；全國工人發起了總動員以增加生產，同時增加工人的工資；保護中小工業的生產，使之不受官僚資本與投機商業的打擊；在實行這些新的經濟政策時，必須首先廢除一切妨礙公私生產積極性的現行財政經濟政策”。
除了對全國抗戰的大政方針提出自己的主張以外，中共中央著重就敵後抗戰的方針、政策向各抗日根據地多次發出指示，並逐步將其完善為著名的“十大政策”。
隨著抗戰的深入發展，中共中央又適時製定了一些新的方針政策，並將這些基本政策加以集中概括，使之形成一個完整的政策體係。1943年7月13日，毛澤東致電各中央局、中央分局時指出：“自我黨實行整頓三風、精兵簡政、統一領導。擁政愛民、發展生產、審查幹部六項政策後，黨內黨外，精神物質，煥然一新，大進一步，空前團結”。要求各根據地“抓緊此六大政策，求於今明兩年完成任務”。7月30日，毛澤東就敵後抗戰的方針、政策和任務，再次致電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將六大政策擴展為八大政策。電報提出：“前電所述六項政策，在敵後應加對敵鬥爭（反掃蕩反蠶食）再加階級教育，成為八項政策。”其中，“普遍的經常的任務則是戰爭、生產、教育三項”。同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各根據地下發了毛澤東親自擬定的《關於減租生產擁政愛民及宣傳十大政策的指示》。《指示》中說：“我黨在各根據地所實行的各項政策中，舉其現時最切要的，共有十項。這十項政策就是：第一，對敵鬥爭；第二，精兵簡政；第三，統一領導；第四，擁政愛民；第五，發展生產；第六，整頓三風；第七，審查幹部；第八，時事教育；第九，三三製；第十，減租減息。”《指示》特別強調：“這十大政策是互相聯係不可分割的。……必須將十大政策聯係一致的思想向黨內作普遍的宣傳，使全黨首先使幹部認識，隻有是全部的而不是殘缺不全的，認真的而不是粗枝大葉的，實行這個聯係一致的十大政策，才能達到克服困難迎接光明之目的。”
“十大政策”在內容上涉及抗戰中的軍事、政治、經濟、思想等各個領域，在範圍上涵蓋了黨內外、國內外各個方麵。這些政策之間有機統一，構成了一整套完備的政策體係，充分體現和發展了中國共產黨曆來倡導和堅持的人民戰爭的全麵抗戰路線。它的提出和完善，有利地指導了敵後抗戰工作。由於全麵、深人地貫徹“十大政策”，敵後抗戰的麵貌為之一新，各抗日根據地的對敵鬥爭積極主動，物質生產蓬勃發展，民主政治空前活躍，人民的經濟、政治利益得到了從未有過的充分保障，各階層及黨政軍民的關係得到極大改善。中國共產黨對抗戰各方麵工作的統一領導，也更加適應戰時要求，黨內黨外、軍隊人民之間同心同德，空前團結。總之，“十大政策”的提出和完善，為敵後抗戰奠定了堅定的軍事、政治、經濟基礎，使敵後抗日根據地軍民的對敵鬥爭更加有力，從而使中國戰場出現了更加廣泛的人民戰爭的嶄新局麵。
2.國民政府的對敵戰略
中國正麵戰場的態勢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比之以前有了較大變化。由於日軍攻占了緬甸全境，並陳兵滇西，從而切斷了對中國抗戰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西南國際大動脈，完成了對中國的半月形戰略包圍，形成了對中國戰略大後方的直接威脅。另一方麵，由於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連遭失敗，中國正麵戰場的大規模戰略也隨著日軍的放棄而暫停，采取了維持現狀的方針，從而使中國正麵戰場所受的壓力得到緩解。
基於這樣一種形勢，1943年中國國民政府奉行了如下的戰爭指導方針：一方麵繼續牽製日軍的兵力，協助盟國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作戰；另一方麵聯合盟軍，努力打破日軍對中國的戰略包圍，重新貫通援華國際通道；同時保持有生力量，進行大規模整軍工作，以待歐洲戰爭結束後，與移師亞太的盟軍一道，向日軍發動最後的總反攻。這一方針包含了國民政府對日作戰的一些基本設想。
第一，與日本中國派遣軍相對峙，繼續維持現狀。1942年9月10日，蔣介石在西安軍事會議上說：“我們現在對敵的方略，務使敵人時時被我們牽製，處處受我們威脅，因而不得不處處設防，點點配兵；這樣，他就不敢任意抽調軍隊，來進攻我們一點了。”其實質是，以各戰區的牽製、威脅行動為手段，限製日軍集結和機動兵力，以保持目前戰線的穩定。因此，基本上是一種守勢戰略。
第二，以取得盟軍協助為條件，相機在滇西、緬甸方向發動攻勢，以解除日軍對中國的包圍，把國際通道打通，獲取援華軍火等物資，培植反攻實力。在滇、緬方向實施反攻的意圖，早在1942年緬甸失守之後就已提上日程，但由於同盟國間的諸多分歧而遲遲未決。1942年5月緬甸失守後，為了再次開中國的國際通道以為戰爭提供條件，任中國戰區參謀長的美國將軍史迪威向中美雙方統帥部提出了反攻緬甸的初步計劃，要點是：由英國出兵3個師，美國出兵1師，中國出兵2個師，由印度阿薩姆渡親敦江人緬，向曼德勒出擊；另由中國20個師由滇西出擊臘戍，與由印人緬的中、英、美聯軍會師曼德勒。中國軍事委員會審議時提出建議：在地麵部隊出擊時，英國海、空軍須在安達曼群島發起攻擊，奪取孟加拉灣的製海製空權，並在仰光登陸。其目的在於阻止日軍由馬來亞。新加坡等處增援，以確保反攻緬甸的全勝。
然而，英國方麵以“先歐後亞”的戰略進行了周詳考慮，不認為收複緬甸是當務之急，而僅以穩定印度為目的，因此不願調集海、空軍力量用於緬甸。對此，1942年門月3日，蔣介石表示：中國在反攻緬甸的作戰中，出動18個師兵力，其中3個師用於印緬方麵，15個師用於滇西方麵，1943年2月以前完成準備工作。同時再次強調，反攻緬甸的中心問題在於英國能否出動海、空軍用於孟加拉灣和仰光地區。
1943年1月的卡薩布蘭卡會議及2月間的中。英、美軍政高級參謀人員的一係列會議中，同盟國互相商討後達成了反攻緬甸的“安納吉姆”計劃，決定：以1943年11月為期完成反攻準備；11月至次年5月實施反攻；反攻分由中國滇西、印度英帕爾及阿恰布等多個方向展開，其間海軍控製孟加拉灣，封鎖並占領仰光。
盡管同盟國間已就“安納吉姆”計劃達成了表麵上的一致，但英國卻躊躇不決，不願承擔正麵反攻的義務。中國影響增大是英國方麵最為擔心的問題，會導致大英帝國在東南亞及亞太地區影響的削減，甚至危及英國的殖民利益。因此，一再以“先歐後亞”戰略及不影響歐洲戰場為由，反對將海、空軍力量大量投入緬甸作戰。在英國的反對下，英、美逐步縮小了反攻緬甸的規模，將反攻變成了一場由中國軍隊主要承擔收複緬北任務，打通中印陸上交通的有限行動。羅斯福1943年11月的開羅會議上，也向蔣介石保證了中國軍隊在緬北作戰時，同盟國海軍將在南緬同時行動。因此，蔣介石在英國海軍掌握孟加拉灣控製權及實施兩棲登陸的條件下，接受了先行反攻緬北的計劃。但在其後的德黑蘭會議上，由於英國的堅持，英、美為保證諾曼底登陸戰的需要，取消了在孟加拉灣的兩棲作戰計劃。至此，緬甸反攻計劃變成了僅為打通中印交通線的有限反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