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是瑞典年稅收申報的截止日，周六我在收聽斯德哥爾摩本地電台時，得知人們為了在截止日前做稅收申報，紛紛趕在午夜12點之前到達稅務局。電台采訪了一些民眾，很多人都說不介意交稅，因為他們知道自己也會受益於此。納稅也給他們帶來一種成就感，感到自己是在為社會福利作貢獻。而且這也給他們帶來一種集體歸屬感，不會感覺到自己是獨自一人。這就說明了貧富之間差距的減小會讓人們感到幸福。基本上他們可以從政府無償地得到津貼來資助生活。但之後等他們工作了，也要交一大筆稅，大概是每個月收入的30%不到。所以我想這也是償還的一種方式。瑞典的高稅收政策已經實施了很久，高稅收用於高福利。但是，或許是由於稅收確實太高，政府公共部門變得過於龐大。在19世紀早期經曆過一場危機，不得不對公共部門進行大幅裁員，減少政府預算。
北歐主要經濟體的稅賦普遍高於歐盟國家。其中，丹麥公司稅率達到25%，瑞典公司稅率高達26%，芬蘭稅率也高於歐盟平均水平，達到23%。高稅收發揮了這樣幾個作用，一是積累了大量的公用資金，以支持社會的高福利；二是製約了暴富階層的形成，越富繳稅越多，使貧富差距不致過大，所以丹麥經常炫耀這樣一句話，他們“富人不多，窮人更少”；三是促使廣大納稅人關注政府如何使用自己的稅款，從而監督政府和各級官員的行政行為；四是強化一般民眾的主人翁意識。這些都是讓這裏的老百姓感覺到幸福的原因。
我來到北歐後，發現這裏的稅收很高，尤其是對高收入人群的稅收相當高，因此貧富之間的差距並不大。不像美國，富人極富，窮人極窮，但瑞典由於高稅收，即使收入很高，扣稅之後收入水平差距不很明顯。這也有一個缺點，就是你無法致富，即使你有這樣的意願，也無法變得非常富有。但另一方麵，人與人之間很平等，和諧融洽。這樣的感覺很好，因為即使對富人來說，當他看到周圍的“窮人”並非那麼窮，他也會感到寬慰，沒有人在受苦。而且，瑞典的不平等現象較少，收入分配較為集中，中層階級占很大比例，雖然他們不是非常富有，但他們有家庭，有房有車，工作好，也會去度假。所以幸福是因為很富裕，貧富差距不大，有一個很好的體製來保證這些。政府對人民生活給予很多支持，可能偶爾有例外，因為有錢人不想繳納那麼高的稅，他們對此並不感到高興；而窮人對此卻很高興，因為他們沒錢時可以問政府拿錢。
北歐國家不同於西歐、南歐甚至東歐國家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其宗教意識相對淡化，沒有政教合一的傳統，更沒有經過文藝複興的洗禮，這種文化氛圍使得北歐國家的等級觀念不強，而平等意識、社會平民意識較為濃厚。因此在北歐，沒有特權階級的意識，官員和普通百姓享受一致的待遇。而北歐的高稅賦又使得富人和窮人之間的貧富差距縮小，相對公平的分配製度緩解了緊張的社會矛盾，或許這也間接造就了北歐諸國最幸福國度的美名。
與新加坡模式中政府官員高薪養廉不同的是北歐官員絕無高薪，卻依然甘之如飴。高官除部長等需會晤外賓或禮節需要出入坐車之外，一般官員包括國會議員多用自行車代步，健身又環保。在一定意義上，這個現象就是折射高度文明的重要指標。包括王室開支在內的政府公務對全民公開，所有資訊包括會議記錄，除國防、金融等極少領域，其他全可在網上覓尋得到。政務公開的結果是明顯的，民眾對於政府的信任感倍增，幸福指數自然也隨之攀升。
在瑞典流傳著一個有趣的故事，當年瑞典首相要去秘魯出訪，他突然感覺到腿不舒服，就去醫院查了一下，醫生建議他動手術。結果他就向醫院提出能否動一個手術，但是瑞典的法律規定一個醫生一天隻能看6個病人，所以他不能及時動手術。兩個月以後他動了手術，但是去秘魯的行程已經不能再成行了。一個首相居然不能擁有這麼一個特權，就能想象得出來瑞典這個國家做事是多麼的嚴謹。我也和當地朋友進行交流，他們說經常在公交車上看到哥德堡市市長或者一些部長等等，這就是瑞典的生活，也是瑞典能看得出普通老百姓和所謂官員之間非常講究平等的關係。
什麼是幸福？
6年前，BBC拍過一套紀錄片《幸福公式》，開篇提出的問題就是：我們更有錢了，更健康了，IQ提高了3倍，為什麼沒有變得更幸福？
哈佛大學著名的幸福公開課曾經提出，幸福就是金錢除以欲望。調查顯示，亞洲人在物質條件更好的情況下，欲求也更多了，是不是這就是我們沒有北歐人幸福的原因呢？
因為享有高福利，工作對於北歐人來講，更多是出於興趣，而非謀生手段。當工作並不是為了生存而逼不得已之後，很多事情就簡單了。在這裏我們遇到了從中國來北歐留學的李思超和在這裏創業十多年的劉英慧，或許他們能為我們更多地解讀北歐的生活狀態。
很多人都會說瑞典人要比中國人幸福。思超覺得心態非常重要，他們有一個非常好的生活心態，可能就是因為整個社會體係非常完善，他們已經在社會主義國家非常長時間了，他們的醫療體係、教育體係都非常完善，所以說人們的生活壓力並不是很大。生活壓力很小，所以他們可以把自己掙的錢完全用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應該說沒有太多的後顧之憂，比較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