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經過文藝複興時期人本主義思潮對神學的衝擊，對自我的肯定得到重視和加強。它在哲學上的表現就是近代法國哲學家笛卡兒提出的“我思故我在”這個命題。
一位現代美國哲學教授用小說的形式表現了這個命題：“我”為了執行一項特殊任務，必須把頭和身體分開，“我”自己的大腦留在一種特製的化學溶液中，通過一套有效的裝置，“我”仍能毫無困難地指揮我的軀體去完成這項相當危險的工作。最後，“我”的軀體不幸毀滅了，但“我”的大腦仍然存在，於是“我”的大腦移植到了另一個人身上，這個“我”究竟是誰？“我”是否還是我？這個故事相當離奇，它以一種誇張的手法，將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的問題以科學幻想的形式表現出來了。其實這是對一個哲學問題的“思想實驗”。小說中唯一能確認自己還存在著的是“我”的思想，這正暗合了笛卡兒的觀點，那個在懷疑、理解、理會、肯定、否定、願望、想象的東西不可懷疑，這就把“思”歸結為“自我”的本性，隻要能肯定“我思”的繼續存在，那麼就是我的存在。
笛卡兒被看作是近代哲學第一人，原因就在於他通過這個命題使哲學的“目光”由注視上帝重新轉向了“自我”，開創了近代哲學的新格局。
笛卡兒認為凡事都要有個依據，即在做出任何判斷之前先要持一個懷疑的態度，以確定判斷是否可靠。這一立場本與“自我”無關，但笛卡兒在普遍懷疑之後，確定隻有“我在思”這件事本身無可懷疑，並由“我思”推斷出自我的存在。這就是“我思故我在”的由來。
這個命題有兩個重大意義。一是它從哲學上論證了“自我”的存在。以日常思維看來，“自我”的存在是不言自明的，古代哲學也多不加以論證。但從近代嚴格的哲學思維看來，“自我”卻是有待盤問的。一切平常之事一旦要進入哲學王國都顯得身份可疑，有待重新確證。
隻有能重新證明自己存在權利的事物才有可能在這個王國中生存下去。事實上，往往這種證明本身構築了哲學的存在。如果隻靠常識，不加追問，便允許入內，哲學便不複存在，笛卡兒的“我思”為自我的存在做了論證。
二是，笛卡兒通過這個命題把人的思想確定為自我的本質存在。能確證自我是存在的，不是依據身份、地位，不是依靠身體、相貌，這一切都是可改變的，而唯有“我思”可以確定“我在”。自我存在的同一性維係於人的思想意識。
這種對“思”的強調，對人生理論有很大的指導作用。
但這個“思”是理性的還是經驗的，決定了以笛卡兒為代表的理性主義與英國經驗主義的分區。理性主義強調天賦觀念的普遍性，理性成了生活的指導原則，一切皆靠理性的評判來決定取舍。英國哲學家洛克則以經驗為依據，再次肯定了笛卡兒對自我的確證。由於他以經驗的“記憶”為依據，就為後世否定自我埋下了伏筆。
洛克說：“這個意識在回憶過去的行動或思想時，它追憶到多遠程度，人格同時就達到多遠程度。”但其後繼者大衛·休謨把洛克的經驗立場推向徹底。他認為，“感知”無以支撐起一個自我同一的形象，記憶具有偶然性、間斷性和不可靠性，這是不容回避的，依據它不能確立一個統一的我。由此，依據休謨的立場，隻可能存在瞬間的我，沒有持續同一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