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索羅斯在這件事上撒了個小謊，雖然現在已經不像當初的戰爭時期，可以為了生存就不再尊重法律，但是他心理上不平衡。他不滿其他同學不用工作就可以念書，而自己卻必須打零工，同時他更是不滿救濟委員會的“救濟”方式。
用索羅斯自己的話說，在這件事上，“我就是要一魚兩吃”。他計劃借著這次意外受傷得到兩份賠償，一份來自政府機構的工傷賠償，一份是這個猶太人慈善機構。他對救濟委員會撒謊，說自己在非法當油漆工時摔斷了腿，這樣可以避免查出他其實能得到政府補償。猶太人救濟委員會告訴他，會派人去調查。
社工人員前往政府機構調查，當然查不到一個叫索羅斯的非法油漆工賠償記錄，所以他們告訴喬治·索羅斯，他已經通過了調查，但委員會已經與政府機構溝通過了，隻要他再去申請工傷賠償，一定不會被刁難。索羅斯覺得憤怒，他本來就可以得到政府賠償，委員會的調查和保證對他沒有任何用處，既然他們沒有查出他說謊，為什麼不再給他一份錢？
他辛苦拄著拐杖爬了這麼多樓梯，卻沒有達到目的，他覺得很受屈辱，自己似乎是被愚弄了。
憤怒之餘，他自認自己的理由很合理，就摒棄事實和道德的限製，大膽給猶太人救濟委員會的會長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即使得不到該協會的幫助，他也絕不會餓死，但是看到“猶太人如何對待落難的猶太人”，這讓他無比痛心。
這封信的效果出奇的好。會長寄來信說，他會每周定期彙錢給索羅斯，讓他不必再辛苦地爬樓梯去領取。事後索羅斯回憶，身為學生的他，對於這次斷腿事件運用得非常成功，讓他可以成為真正的學生，不必再為財務問題擔憂。很快，他得到了政府關於工業傷害的賠償，其中包括工傷補助和失去工資的賠償，再加上8%的永久性殘障津貼（鑒定小腿裏的兩支釘子使他失去8%的能力），一共得到將近200英鎊現金。這些錢可以讓他一年不工作，專心念書。同時他每周還能得到猶太人救濟委員會的補貼。直到他痊愈，並利用春假到法國旅行歸來，他才寫信告訴救濟委員會，可以不用再寄錢給他了。
他還得到一筆額外的錢，來自於一個教友派團體的補助，是學院的教師安絲麗幫他拿到的。安絲麗老師一向以協助印度人聞名，她知道索羅斯沒有拿到任何獎助，就把他的名字告訴教友派團體。之後索羅斯收到一封信，讓他填寫一些簡單的資料，他填好寄出去後，很快收到一張50英鎊的支票。這件事和猶太人救濟委員會的做法相比，讓索羅斯強烈感受到慈善事業應當如何運作。“這樣才是慈善，你要相信別人，不問問題，不派工作人員調查，即使別人有心欺騙，也應當如此。”許多年後，當索羅斯開始推動慈善事業時，當初的那些回憶對他很有啟發。索羅斯決定自己的整個慈善工作不應該流於表麵，做官僚式的挑剔，在慷慨濟助別人時，他寧可幫錯人。
不用再擔憂財政問題，新的學期開始時，索羅斯可以把所有的時間都用來上課、寫報告，他看了很多書，學得十分認真。
此時在學校，索羅斯遇到了對他日後人生產生重要影響的兩個人，一個是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弗雷德裏奇·伍恩·海克，一個是富有聲望的哲學家卡爾·波普。海克在1944年出版《走向農奴製之路》一書。卡爾·波普以他關於科學方法的理論而著稱，主要著作有1951年撰寫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這兩個人的學說使索羅斯走向了理性道路。後來索羅斯在從事股票投資過程中，常常運用哲學的思維分析和判斷問題，並曾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他以極大的熱情尋求去打開那些閉關自守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