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我父親在延安通過廣播電台講話，痛罵“老頭子”。大人們的臉色陰鬱而緊張。你父親不再斯文地笑著用“和談”來安慰我媽媽了。終於，警察找上門，把我媽媽帶了去。
有好長一段時間沒有看到你父親，當他再回到這座小院時，他已成了“國大代表”。
我們就那麼自然地疏遠了。碰麵時笑笑——一種不是孩子們應該有的不明朗的笑。“國大代”開會的日子，我哥哥和表哥們故意把收音機開得聲音很大。收音機從早到晚傳出一位什麼主教的唱票聲：
“李宗仁，一票……”
“孫科，一票……”
大家笑鬧著：“這一票是前院那位荀‘國大’的吧？幾根金條？啊啊啊……”
大家還惡作劇地“組織”了幾個“黨”，“競選”激烈，都當了“國大”。
我知道那幾天你很難受，你老是一個人躲在屋裏。我想你受不了這種奚落，你在哭。有時我也有一種說不明白的難受。
不久，我媽媽第二次被警察帶走了。哥哥們猜測說是姓荀的使壞。我不再為你難受，我恨了。
我坐在二門樓裏，拉開橡皮筋彈弓，一下，兩下……用了半天工夫，把你父親種在房前一排花盆裏的仙人掌、秋海棠，全部用石子打得窟窟窿窿或枝折花凋。傍黑，快活的荀伯母見客回來，看到這景象倒沒見怪，還說：“憨生的弓法還真不賴哪。”可是第二天早晨，我那一樹寶貝酸石榴，被打得稀稀落落。我知道那是你幹的。
從此，在我們中間失去了夕陽下的包府坑和雪掩的禹王台了。
1948年6月間，解放軍攻進開封，國民黨部隊據守著“省府”、龍庭幾個據點。國民黨的飛機狂轟濫炸，媽媽把兩張方桌並攏，把所有的棉被蓋上去，給我們造了一個“防空洞”。這時荀伯母把你領來，說我們有“福”，叫你同我們待在一起。其實那一次解放軍很快就轉移了，爸爸也沒消息，我們的“福”沒有來。
大約是中秋節前吧，你父親把你們接往南京。當你臨離開小院時，我摘了幾個已經崩了口的石榴，默默地塞給了你。你默默地接了石榴。你知道那石榴是酸的。
我相信你會回來，當然我不知道你將怎樣回來。
幾個月後，我也離開了那個小院。我是唱著“打過長江”的歌兒離開的。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又回到這個小院。也許是一種懷舊的情緒，我接受了親戚的建議，要在二門內西廂房——就是窗口臨著石榴樹的那間房——住幾天。
隔鄰郭老伯家的孩子也回來了。他也是1948年離開這座古城的，如今從加拿大回來，當了博士。昨天我們談了一個上午。從《參考消息》上我們知道台北有一個大湖新村，那裏住著不少“萬年國大”。你們全家是不是就住在那裏呢？
他說，你會回來的。這是他從切身體驗中得出的結論。我深信。
我深信你會經常回憶起晚霞輝映下的包府坑，回憶起粉妝玉砌的禹王台，回憶起這有棵酸石榴樹的小院。
那窗前的落葉，
階上的苔痕，
依舊是當年的庭院。
……
你會回憶起似乎沒有多少深意，但卻是我們過去經常唱的這首歌。
我深信，你像我一樣，也會常常想起少年的友伴。
你一定想知道，你一定想問：這些年我生活得怎樣。
我可以告訴你，這些年我確實受了不少苦！但我畢竟同我們的祖國靠得很近，我懷有希望，我把愛深深地埋於故國的土地，因此我是幸福的。
……啊，誰在門外說話，多熟悉的聲音，是你？是你踏進這個小院來啦？原來是我們的郭博士。
你會回來的，在這破舊的小院被拆除之前。包府坑已經被一條新的大道劃開了，那條大道要延伸過來，一直延伸到我們這片過去叫作“州橋”的地方。有一天，你會沿著這條大道走進這個小院，你會感到這棵石榴樹上的石榴是甜的……
1980年9月9日於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