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一般的企業並購或者是作為特殊機構的傳媒企業並購，都是經濟學界和管理學界一直探討的話題。對於一般企業並購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紀60年代，伴隨著現代企業製度的出現，企業並購開始活躍，相應的研究也隨之出現，其中階段性的重大研究成果是在1890年7月美國頒布的《謝爾曼法》。這部反壟斷法至今仍然是許多國家製定相關法律的重要參考，從它經久不衰的反壟斷效力可以看出它對當時的並購問題有相當深厚而全麵的研究。之後，由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發生了第一次並購浪潮，以及在其後一個多世紀裏發生的四次並購浪潮和現在正在經曆的第六次並購浪潮，都推動著並購研究的不斷發展。
作為特殊機構的傳媒並購比傳統工商業的並購要晚將近半個世紀，主要起源於印刷媒介的集團與當時新出現的廣電傳媒之間的聯姻。而對於傳媒並購的研究主要是在20世紀50年代，廣播電視民營化的呼聲逐漸強烈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傳媒並購研究的經典著作是1983年出版的由本·巴格迪金著述的《媒介壟斷》，被譽為“研究傳媒業合並的聖經”。進入新世紀以來，由於數字化高新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廣泛運用，傳媒業產生了新的並購浪潮，並成為第六次全球並購浪潮中的焦點。在數字時代，社會、人文和經濟環境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傳媒業許多與生俱來的特性在新的環境下得以彰顯，在並購這個經濟環節中表現得更為醒目。
1.傳媒並購同時實現傳媒生產和銷售上的規模效益
由於傳媒業具有顯著的高固定成本、低可變成本（趨近於零）這一特征，促進了傳媒業對規模效益的強烈追求，形成了傳媒並購的原動力。
邊際成本遞減是形成壟斷的重要推動因素。在傳媒領域，企業規模對於企業發展的重要意義不僅在於降低生產成本，而且可以通過提高銷售效益，進一步改變傳媒企業的市場地位。新顧客的增加直接意味著收入的增加，相應的成本隻是少量增加甚至保持不變，反之，顧客的減少就直接意味著收入的減少，成本的節省變得幾乎沒有意義。這些特點在傳媒行業體現得尤其直接——高固定成本的消化和低可變成本的實現需要一定的市場規模作為基礎。而在新的技術背景下，數字傳播技術使傳媒產品能夠更便利地，而且成本更低地加以無限製地重複複製和使用。因此，對於具有這樣特殊的製造成本結構的傳媒產品而言，其優化格局應該是一個傳媒產品被盡可能多的消費者所消費。
從這一行業特征出發，傳媒企業會通過各種收購或合並的方式，盡量多地控製傳媒產品發行渠道，擴大其市場規模，實現成本遞減效應。也就是說，傳媒並購能夠帶來傳媒企業規模的擴大，產生規模效應，而在數字化傳播時代，應該同時包括生產性規模經濟效應和經營上的範圍經濟效應。
2.傳媒集中實現跨媒介傳播，充分利用傳媒核心資源
內容作為傳媒企業的核心資源，具有稀缺和不確定性的特點，構成所謂的內容瓶頸。為此，集中內容資源，以及通過集中播放渠道以有效地運用內容資源，成為傳媒並購的內在動力，傳媒並購從理論上來說應該能有效地增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由於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傳媒企業可以通過並購，更加便捷地實現跨媒介的經營整合，由此傳媒企業內部可以統一調配資訊或節目資源，好的稿件或電視節目以及其他信息資源可以被傳到傳媒集團在全球各地的傳播媒介共享，從而實現信息利用的增值，實現內容的多次利用和銷售，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內容稀缺這一傳媒企業發展的重大瓶頸。
同時，數字技術的發展也打破了傳播技術、電信技術、計算機技術之間原有的界限，融合與合並也成為傳媒業以及與這個行業密切相關的電信業、高科技產業共同發展的必然趨勢。通過傳媒並購而實現的跨媒介傳播的優越性體現在：最大限度地擴大受眾覆蓋麵；大幅度降低傳播成本；達到對傳播媒介資源的綜合利用；充分滿足受眾多方麵、多層次的需求；提高信息傳播效率；提高傳媒企業的抗風險能力（參見王晴川：《跨媒體傳播：傳媒領域的“大同世界”》，中華傳媒網。）。
可見，在數字化的技術背景下，不僅推動傳媒並購的外在驅動力相較以往更為強烈，而且傳媒企業出於掌握核心資源的目的，對傳媒並購也滋生了更強的內在需求。
3.傳媒集中使受眾和廣告主市場步入良性循環
傳媒企業擁有兩個相互獨立又互相關聯的顧客——受眾和廣告主，三者之間有著複雜的互動關係。數字技術的發展，使傳播平台和傳播渠道大大增加，這類技術優於傳統的模擬傳播技術的先進性主要體現在能夠低成本地實現小眾傳播。因此，傳統的大眾傳播和集中的廣告效果隨著傳播途徑多元化而逐漸被削弱。在這種傳播背景下，傳媒企業隻有通過一方麵集中占有傳播渠道和媒介平台，同時在另一方麵通過傳媒內容產品的多元化生產和占有，以滿足高度分散的受眾需求，才能應對大眾消費市場不斷細分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