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由雅馬哈和協榮的例子看日本教育理念的特點
雖然音樂與遊泳所要求的技巧完全不同，但是雅馬哈少兒音樂教育與協榮少兒遊泳教育在少兒教育理念、教學模式上存在著許多共通的特點。這些共通之處可以概括為：（1）注重對少兒的人文關懷，強調在感受快樂之中學習技能，不以技巧訓練為終極目標；（2）設有完整、細致的晉級考試製度，為學習者確立循序漸進的係統學習目標；（3）主要采用小組方式授課，力求將人數控製在每組10人以內。重視學習者相互學習、相互帶動的作用。（4）強調禮貌及對他人的關懷，重視少兒社會協調能力的養成。換言之，雅馬哈和協榮的教學理念的特點是，從少兒的成長特點（而非成人的要求）出發，在輕鬆的集體氣氛中，采用自然滲透、循序漸進的方式引導孩子。這些特點是雅馬哈和協榮在教育理念上與中國國內教育機構的主要差異之處。
此外，從文化傳播的特點來看，雅馬哈的少兒音樂教育與協榮的少兒遊泳教育都是在21世紀進入中國的，由於與傳統的中國教育理念之間有著明顯的差異，受到學習者的認可與喜愛，在進入中國的短短幾年間，不僅學員數迅速增加，而且開設了新的分部，傳播範圍不斷擴大，並且未來具有很強的發展勢頭。
四、日本大眾文化在中國傳播的意義
從電影、電視劇、動畫片等日本影視作品到21世紀初開始進入中國的日本教育理念，日本大眾文化在中國的傳播經曆了不同的曆史階段，同時具有不同的文化意義。以下試對日本影視作品以及教育理念在中國傳播過程中所體現出的不同文化意義進行分析。
在傳播過程中，影視作品與教育理念所表現的日本文化特性不同。無論是電影、電視劇還是動畫片，中國觀眾在觀賞影視作品的時候，對於觀賞對象的日本文化色彩具有較明確的認識。可以說，具有明顯獨特文化色彩的“日本製作”是吸引觀眾，讓觀眾期望得到滿足的品牌保證。而在教育理念的傳播過程中，“日本色彩”被淡化。選擇讓孩子進入雅馬哈中心學習的一個原因是家長認同雅馬哈本身的品牌效果，但是他們並沒有對這一品牌的日本文化色彩顯示出明顯的關注。因為雅馬哈追求的理念是超越國界的符合少兒成長特點的音樂教育模式，而並非為了展現日本文化的獨特性。協榮的少兒教育理念也是基於超越國界的少兒的普遍認知與身體特點而確定的。一位和女兒一起在協榮-京體遊泳俱樂部學習遊泳的學習者說：她之所以同女兒一起在這裏學習遊泳是因為這裏有規範有序的教學及管理模式，而且因材施教，而是否是日本的遊泳俱樂部這一點並不重要。對於參加協榮遊泳俱樂部的學習者來說，“日本公司”可以成為經營水準的品質保證之一，但是在學習的過程中日本文化的獨特性並沒有被凸顯出來。在影視作品和教育理念的傳播過程中，日本文化的獨特性表現具有從前台轉入後台，從顯性轉入隱性的特點。
與影視作品欣賞這一文化消費行為相比，教育理念與文化實踐的關聯更為密切。觀眾在觀看電影、電視劇、動畫片等影視作品時，並不是被動地接收信息，他們會通過對藝術文本的解讀，從中吸納自己感興趣的內容，將其內化，並將部分內化的文化信息轉化為行為。正如張豔所指出的：日本文化“在中國，特別是中國的年青一代中急速滲透”，乃至於“影響著中國年青一代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和人生設計”（張豔，2007∶180）。但是這些藝術文本中的文化信息轉化為文化實踐的過程，是基於讀者/觀眾的積極解讀，而這並不是藝術文本製作的主要目標，也不是文本製作者所能控製的。換言之，讀者/觀眾對於藝術文本的解讀是多樣的，具有很大的個性化成分，而解讀後的文化實踐與文本製作者的目標設定之間並不具有直接密切的關聯性。與藝術文本的創作不同，教育理念的內化與實踐是教育的目的所在，教育的主要目的便是讓學習者在文化內化的基礎上進行文化實踐。雅馬哈和協榮的教育理念對文化實踐的影響不僅體現在對所學技能的運用上，而且體現在整體的情感培養上。本文第166頁所列出的（2）（4）兩項與技能培養相關，而（1）（3）所體現的雅馬哈與協榮都十分注重的“快樂”、“歡樂”、“感動”、對他人的關懷與協作等因素則關注的是情感的培養。
人類學者楊慧通過列舉馬林諾夫斯基以及費孝通對於文化的定義，指出：“文化不僅是一套象征係統，而且其成員可以循其對自己生活的世界進行意義的詮釋。同時，文化也是具體的生活實踐，而此實踐具備特定的行動能力，並能夠產生特定的行動效果。”換言之，意義詮釋和實踐行為都是文化的構成要素。而大眾文化理論家約翰·菲斯克將大眾文化定義為：大眾利用文化資源進行創造性活動的實踐過程。約翰·菲斯克比其他文化理論學者更加強調文化的實踐而非抽象的文化意義的詮釋。而日本教育理念在中國的傳播則充分體現了大眾文化的實踐性特征。
結語
從日本電影、電視劇、動畫片等影視作品在中國產生階段性影響，到進入21世紀後日本教育理念在中國的傳播，其中所映射出的並不僅僅是文化傳播媒體的轉變，而是文化傳播中，從文化消費向文化實踐的巨大變化。傳統的文化研究關注的是對文化意義的詮釋，而忽視了文化的實踐層麵。對於日本教育理念在中國傳播的研究，可以更加凸顯文化實踐的存在與重要性，從而為當今的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視點。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相比，進入21世紀以後，日本大眾文化在中國的傳播與中國人的文化實踐之間的聯係更為直接與密切，而其具有的日本文化的獨特性則出現了淡化的趨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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