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純鈞
近年來中國電影史寫作的風起雲湧之勢，暗合著“盛世修史”的一般規律，又欣逢中國電影百年的紀念慶典。一個學術高潮的到來可遇而不可求，但畢竟，科學研究是不能靠數量去堆積成高峰的。“許多研究計劃更依賴於新問題的提出而非新史料的發掘”[64]。電影史寫作同樣期待的創造性，從來不表現在客觀對象那裏，而更依靠研究者提出新問題的能力。唯有新問題的提出才能不斷擦亮研究者回眸的目光，去穿透深邃而混沌的曆史時空，發現其中隱藏的更多奧秘和更大的可能性空間。
從學術形態上看，電影史的寫法基本有三種：（1）編年史。即按照電影發展的曆史時序，全景地展現其階段、特征及演變，如克莉絲汀·湯普森、大衛·波德維爾的《世界電影史》、蘇聯科學院藝術史研究所的《蘇聯電影史綱》、程季華的《中國電影史》等；（2）斷代史。通常是先劃定一個有限的時間範圍，再集中研究其中獨特的現象、問題和曆史，如劉易斯·雅各布斯的《美國電影的興起》、丁亞平的《影像中國：1945—1949》、孟犁野的《新中國電影藝術史稿：1949—1959》等；（3）專門史。它隻著意於電影發展的某個專門領域，進而描述其概況、探索其規律，如基多·阿裏斯泰戈的《電影理論史》、邵牧君的《禁止放映——好萊塢禁片史實錄》、羅慧生的《世界電影美學思潮史綱》等。一般而言，內部形態的充分分化正是事物發展的一個顯著標誌。時至今日，電影史著作已然成為電影學術成果中最豐富和最閃光的部分，但新問題的提出仍在不斷激發研究者的靈感，去對史料做新的發掘和運用，電影史述的新任務也就此清晰地呈現在麵前。
一、史述的任務
一個事物被當作曆史研究的對象，那通常意味著把它置於時間的軸線上。於是，劃分時期、揭示關係、確立經典、描述過程，史述的任務似乎也不外如此。然而，誠如本雅明所指出，史學的結構不是建築在勻質的、空洞的時間之上，而是建築在充滿著“當下”（Jetztzeit）的時間之上。因而“一個以此作為出發點的曆史學家便不再把一係列的事件當做成串的念珠去講述。相反，他把握的是他自己的時代和一個明確的、早先的時代所形成的結合體。”[65]史學作為一門科學反映著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研究曆史的目的並不僅僅在於還原它，更在於總結經驗。一個史述的任務必定出自一種認識的需要，於是隻能從當下的時代去尋找。而“所有的曆史都是當代史”這個流行很廣的說法，當然不能理解為采用當代的思想觀念去隨意解釋曆史，而是從當代的需要出發，去提出曆史研究的新課題。
全球化時代、後現代時代、數字時代、傳媒時代、讀圖時代……不管如何來指稱當下這個時代，文化的轉型和新變都是全方位的。它深刻影響著社會生活，當然也深刻影響著中國電影的發展。對於曆史研究，湯因比曾經認為：“為了便於了解局部，我們一定要把注意焦點先對準整體，因為隻有這個整體才是一種可以自行說明問題的研究範圍。”[66]對中國電影史研究來說，這裏的整體就是指處在文化轉型和新變中的當代社會。中國電影的存在環境和發展條件已經如此不同以往：娛樂方式日益多樣化、跨國資本和民間資本大規模介入、好萊塢大片擴大進口、電腦成像技術廣泛運用、市場規則不斷得到健全和完善……所有的變遷最終都被提升到電影文化的層麵，中國電影也不得不再次調整自身的文化姿態。一個基本的方向已經清晰地呈現出來：中國電影作為精英藝術的那些特征正在被作為文化商品的那些特征所取代。
任何一種事物都存在著諸多屬性。依照事物本身的演化及所建立的外部關係，不同的屬性在人類實踐的價值尺度上輪番被置於本體的地位，這是一個常識。全球化時代賦予中國電影新的文化身份，同時也迫使我們去思考電影本體所發生的新變化。長期以來，中國電影一直主要是在民族疆域之內生存與發展的。新中國成立後的二十七年中，電影合乎邏輯地呼應著民族內部的文化需求，在納入政府的行政運作之後，始終被當做意識形態的工具使用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電影作為精英藝術的這一麵逐漸抬頭，電影人的藝術個性通過對曆史文化的思考和展現，不斷冒險式地去突破政治實用的重圍。進入新世紀，中國電影在國內逐步走向市場化，加入WTO更帶來不同以往的國際競爭環境，於是對電影本體的認識又隨之發生新的變動。原本固若金湯的意識形態本位和自視甚高的精英藝術本位相繼發生了動搖，並逐漸飄移而出。一種把電影視為文化產業的觀點正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世紀之交，中國電影的發展所遭遇的最重大事件，也許不是別的什麼，而是電影開始被視為一種文化產業。把電影視為一種文化產業，並不是說意識形態屬性和精英藝術屬性全都消失殆盡，而是調整了屬性之間的內部關係，產業屬性強勢地占據了統治其他屬性的本體地位，進而使中國電影的意識形態表述和精英藝術表述發生種種改變。把電影置於文化產業的本位上，是中國電影為適應電影的市場化和國際化所作出的一次自我調整，也是中國電影參與全球化進程必須經曆的一次大換血。電影本體的這種變化，一旦成為社會共識，必然導致政府管理、影片攝製、市場運作、公眾評判等諸多方麵的調整、改變和推進，並隨之把影響放大到整個社會。
文化作為一種產業，意味著文化成為商品，意味著文化進入市場（包括國內與國際兩個方麵）。文化隻有成為商品才能進入市場，文化也隻有進入市場才能實現商品的價值。文化作為產業的生命線，表現在要使銷售能保證投資的回收，以及獲得盡可能大的經濟收益。於是問題便回到產業這個方麵來。產業的兩大要素是資本和市場。資本需要發掘、積累和運作，市場需要培育、維護和拓展，這是一般規律。布爾迪厄認為資本是一種權力形式，它包含了對自己的未來和對他人的未來施加控製的能力。他指出：“任何特定的文化能力（例如，在文盲世界中能夠閱讀的能力），都會從它在文化資本的分布中所占據的地位，獲得一種“物以稀為貴”的價值，並為其擁有者帶來明顯的利潤。”[67]文化要真正成為商品進入市場不僅需要考慮經濟資本，更需要考慮文化資本。在尚未進入產業鏈之前，文化資本一般隻以文化資源的形式潛在著，於是一個國家越是擁有稀缺性的文化資源，便越能擁有更為強大的文化能力，並在產業化運作中轉換為文化資本的相對優勢。問題隻在於，如何把這樣的文化資源加以資本化的運作，然後以文化產品的形式，通過盡可能廣泛的市場傳播去換取經濟上的收益。近年來，中國影片《英雄》、《天地英雄》、《十麵埋伏》、《功夫》、《無極》等走向世界，都是稀缺性的文化資源被運作為文化資本，導致中國電影成功地跨界傳播的明證。好萊塢對文化資源的資本化運作更是操練得相當成熟。一方麵，大量的網絡遊戲、動漫作品以及自己早期或其他國家的優秀電影作品被改編和翻拍，另一方麵更是加緊了對中國文化資源的掠奪，野心勃勃地把《狄仁傑》、《孫子兵法》、《天仙配》、《成吉思汗》、《楊家將》、《西遊記》等中國的文化遺產列入自己的拍攝計劃。[68]其後，他們所要做的，就是利用這些稀缺性文化資源所帶有的文化資本優勢去拍攝電影，再通過全球的傳播賺取可觀的利潤——這其中，當然也包括從中國的電影市場上得到的部分。
作為產業鏈的一個環節，文化資本的運作從來就是市場化的運作，它勢必是以影片更廣泛的傳播，爭取更大的票房收益作為未來預期的。上個世紀90年代中後期，多方麵的因素帶來了中國電影的票房萎縮，再加上好萊塢電影的強勢入侵，中國電影的國內市場逐漸處於極度低迷的狀態。在救市的呼聲日益強勁、商業的目標處於上風的情況下，電影在藝術上的價值不再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評判標準。各種影片之外涉及傳播的活動日益受到重視，也日益吸引公眾的目光——如院線、檔期、分級、廣告、炒作、緋聞、衍生產品等。中國電影越來越顯示出作為一種傳播活動的特征，這些傳播活動對影片的成功和電影業的發展也越來越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更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電影傳播已經不再局限於傳統的城市電影院，而呈現出更多的傳播形式和傳播通道：比如露天電影、汽車電影、電視電影、網絡電影、碟片電影、視頻點播電影、手機電影……凡此種種，不禁令人有眼花繚亂之感。尤其是通過網絡付費方式傳輸到手機中進行觀賞的手機電影的誕生，完全改變了固有的電影傳播生態。據稱，目前我國手機高端用戶中能夠達到手機看電影的人群有2000萬。這樣一個巨大的潛在市場無疑給電影開發注入了一針強心劑，各種劇本征集、大賽、宣傳片、“未來移動影像發展計劃”[69]正在清晰地預告著一場即將開幕的產業盛宴。電影的市場形態得到前所未有的發育，同時也給電影傳播帶來一係列新的可能和需要研究的問題。一部電影的成功，越來越不取決於藝術水平如何（當然並不意味著可以粗製濫造），而取決於在市場上傳播的廣泛程度和深入程度。在全球化語境中，中國電影的發展已經更多的不是由它的美學、藝術或技術來推動，而是由它在國內和全球範圍內逐步擴大的傳播來決定。
美國的羅伯特·C.艾倫和道格拉斯·戈梅裏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過去十年間的電影學者已經斷言，美學電影史的唯傑作傳統已使自己處於編史學工作的尷尬一隅。唯傑作傳統將審美評價作為自己的目的，因而貶低了曆史分析中的語境關係。況且，把電影中的“藝術”歸因於形式的進化或藝術家個人的想象力的觀點也阻礙了對電影史中其他可能因素的進一步討論。把美學與電影的其他方麵隔離開來的做法停滯或阻止了對非美學力量的考察，而這些非美學力量是有可能形成特定時刻電影的審美效用的。”[70]當我們從“當下性”的時間來反思中國電影史的寫作，這種藝術或美學的角度逐漸暴露出它的局限性。電影作為一個對象事物，藝術或美學隻是它的某個構成層次而並非它的全部；除了藝術或美學，電影還是一種文化、一種商品、一種傳播媒介。這些不同的層次揭示出電影作為對象事物不同的形態或特征，並在不同的一些“當下性”時間裏建構起特定的內部關係，輪番呈現為事物的本質方麵。對電影來說，藝術或美學並不是它永恒的、固定的本質。在以往的電影史述中，那些屬於影片之外的傳播活動，在藝術或美學的角度下很容易成為研究的盲點。而當電影傳播作為新問題，在今天益發顯示出它對電影發展的影響作用和推動作用時，從傳播的角度進入電影史的研究，合乎邏輯地成為這個時代電影史述的新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