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電視劇創作中，主旋律電視劇在這方麵的問題比較突出。中央電視台電視劇的收視率統計可以證明這一點，在中國電視藝委會的“飛天獎”和中國視協的“金鷹獎”評選中，評委們也能感受到這一點。問題出在哪裏？顯然是電視劇創作者沒有很好地掌握敘事（講故事）與哲理（擺道理）之間的關係。恩格斯在談到文學傾向性時就明確說過：“傾向應當從場麵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而不應當把它指出來。”主旋律電視劇不但要保證有正確的傾向，而且還肩負有引導傾向的重任，所以創作者大多將心思放在如何保證傾向不出問題上，而沒有下工夫把故事編好，沒有將傾向巧妙地融入到故事的情節和場麵中去。這樣的結果是，本來真實的事跡，卻搞得支離破碎，倒顯得虛假十足；本來很感人的形象，卻搞得很臉譜化，幹巴巴沒有血肉。從文藝理論上講，這是沒有處理好題材與傾向性之間的關係，沒有把握好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之間的關係。2003年獲“金鷹獎”一等獎的電視劇是《希望的田野》，在題材上是主旋律，但是還是相當好看，程煜本色化的表演把黨的基層幹部塑造得非常真實可信，因此他還獲得了“飛天獎”最佳男演員獎；在情節設置上，它直麵當前形勢嚴重的“三農問題”，表現了近年來在基層鄉村出現的新問題、新矛盾、新情況，創作者把黨在這些問題上的新政策、新方針，放在基層幹部具體而生動的行動情節中，從而很好地處理了說道理與講故事間的關係，可視性與觀賞性比較強，值得其他主旋律電視劇借鑒和學習。
電視劇創作另一個誤區是電視劇的故事講得太滿太多，沒有給觀眾留下足夠的想象與參與空間，從而影響了電視觀眾的收視期待。電視劇，尤其是長篇連續劇、電視係列劇，其開放式結構特征給觀眾留下了很大的期待空間，而且電視劇屏幕的播出方式、特殊的審美心理、特殊的表達方式還給觀眾留下了很大的參與空間。從2002年冬季到2003年春節，中央電視台海外劇場兩次播放了韓劇《孿生兄妹》，此劇受到觀眾廣泛歡迎的原因除了情節曲折外，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這就是懸念的成功運用。作為一種技巧，懸念的魅力在於能將觀眾的注意力吸引到故事中，讓觀眾積極參與情節的發展，給觀眾留下“念念不忘、看了又看”的想象空間。而國內電視劇在這一點上就非常不注意。有時是編劇功夫不到火候，製造的懸念比較幼稚，經不起推敲；有時是導演意識不足，情節掌控功力較差；更有甚者，有時候為了將電視劇賣更多的錢、更高的價格、更多的廣告，而故意抻長電視劇長度，十集拉到十五集、二十集抻到三十集，或將觀眾已知或通過想象能明白的情節再次呈現，或把對白搞得絮絮叨叨，不厭其煩，等等。這種為了經濟利益而不惜損害藝術魅力，違反電視藝術創作規律的電視劇在熒屏上並不少見，這是一部分電視劇為人們詬病的主要問題之一。所以，中國電視劇的創作應該從中國傳統藝術中汲取經驗，如章回體小說的“扣子”、書法藝術中的“留白”、戲劇藝術中的“懸念”、相聲中的“包袱”等，也要向國外尤其是韓劇、日劇的優點學習，從而將電視劇的故事情節做得有吸引力，有想象的餘地，有參與的空間。
電視劇創作的第三個誤區，是故事情節發展、人物關係設計脫離中國老百姓的欣賞習慣與審美旨趣，一味追求情節的離奇曲折、人物的特立獨行，劇集長度水分過大，人為編造色彩濃重，嚴重影響了電視觀眾的收視滿意度。當前屏幕上流行的豪華風、戲說風、濫情風就是這個誤區的體現，這些“歪風”大多是脫離了中國社會的現實，違背了曆史發展的軌跡，偏離了人民大眾的審美旨趣與精神追求。有些故事情節看似離奇曲折，實則將複雜的社會生活簡單化為幾對男女的你來我往，而忽略了中國老百姓的傳統欣賞習慣。《鍘美案》之所以流傳到今天並依然廣受歡迎，是因為它的故事結局符合了中國老百姓的欣賞習慣。如果將故事結局改為包拯威懼宋家皇權，決意不鍘陳世美，苦心力勸秦香蓮：“這是紋銀三百兩，帶回家去度饑寒，教你孩兒把書念，千萬讀書莫做官”，這樣的結局不但得不到老百姓的承認，反而會產生逆反心理，老百姓心底裏還是希望壞人得到懲治，正義得到伸張。有些電視劇隻注重個人情感的獵奇與探秘，而淡化了社會發展的宏大背景，這是對社會發展不負責任的表現，在一定程度上誤導了社會風氣。
如果將電視劇創作的三個誤區歸納為一點，那就是對電視劇“故事型敘事”特質的把握不夠到位。電視劇要講故事，是中國通俗文化傳統的要求，也是電視劇作為一個節目類型定位的必然要求；電視劇要講好故事，就要盡量避免以上誤區，要以觀眾的審美旨趣與精神追求為創作指向，創作出雅俗共賞、喜聞樂見的“精品”電視劇。
三、“天平”：對中國電視劇社會功能的再認識
電視劇承擔著重要的社會功能。如果用感性的角度來界定其社會功能，我們的結論是：電視劇就像一座天平，天平的一端是個人心理與社會心理，另一端則是電視劇這個調節砝碼，它把不平衡的個人心理與社會心理潛移默化地引導到相對平衡的狀態，從而為整個社會營造安定祥和的氛圍提供條件。
個人心理與社會心理在時代發展中，總是伴隨著各種社會問題的湧現，不斷地走向不平衡，表現在對現實的不滿，對社會的不適應，對愛情、家庭喪失信心等等，這種不平衡的日積月累，將是導致一些嚴重社會問題的最初動因。當前中國社會處於經濟高速發展的社會“轉型期”，財富分配差距拉大、下崗失業問題嚴重，大學生就業難、信息失衡、話語權的不平等、三農問題突出、東中西部差距、城鄉鴻溝、夫妻離異、單身母親、同性戀等一係列問題，都使得社會中每一個人的心理承受著巨大的壓力，進而導致個人心理的不平衡，甚至扭曲變形。長此以往，由個人心理彙流而成的社會心理也必然一步步走向失衡狀態。因此，隻有形成健全的社會心理宏觀調控機製，才能有效地緩衝與化解各種個人心理問題與社會失衡狀態。在當前社會心理宏觀調控機製中，媒體尤其是電視的力量與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這裏有一個突出的例子。1991年1月8日上午，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李瑞環同誌在中南海懷仁堂同電視連續劇《渴望》劇組人員座談，高度評價他們創造性的工作，並要求認真研究和總結他們的經驗，促進我國電影電視藝術乃至整個文藝事業的繁榮。同年3月27日，當時的總理李鵬同誌在七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召開期間與北京代表座談時說：《渴望》講的是平凡的事情，為什麼有那麼大吸引力，群眾喜聞樂見？演員演技好，是一個原因，其中還有一個道德教育問題。文藝作品可以多種多樣，但要給人以鼓舞，能夠提高人們道德水平。一部電視劇能獲得中央高層的如此關注，這是中國電視劇發展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筆，其背後的緣由顯然是有著特殊的曆史背景和社會原因的。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世界格局動蕩變幻，國內時局一時不穩，民眾的心理都承受著1989年那場風波的考驗，社會思潮呈低迷之勢，而電視劇《渴望》極大地吸引了老百姓的注意力，用感人生動的親情倫理故事活躍了老百姓的神經，消解了社會的緊張氣氛，疏導了國人的精神壓力，從而為90年代中國政治環境迅速得到扭轉，經濟步入快速發展軌道奠定了基礎。